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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和國家統計局，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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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數據來源：台灣地區統計資訊網和國家統計局，作者整理 |
中評社╱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與兩岸合作前景 作者：胡雲華（上海），上海市浦東新區行政學院教授
【摘要】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中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強調了高質量發展，這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向。為此，台商需要進一步調整自身定位以便在大陸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文章旨在探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岸合作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提出克服當前兩岸共同挑戰的可行路徑，以及促進兩岸經貿合作高質量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2022年10月16日上午，黨的二十大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的報告，正式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①。其中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包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新時代新征程中，中國大陸展現出強大生機和活力，必將為兩岸同胞提供巨大機遇和發展空間。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岸關係經歷了複雜而深刻的變化。自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經歷了從隔絕到交流、從對抗到合作的演變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兩岸經貿合作成為推動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兩岸經貿往來克難前行，總體保持穩定。據海關總署統計，2023年1月至8月，兩岸貿易總額為1698.4億美元。2024年1月至8月，兩岸貿易總額為1854.2億美元，同比上漲9個百分點。其中中國大陸對台出口493.1億美元，同比增長9個百分點；自台灣進口1361.1億美元，同比增長8個百分點（如圖1所示）。據台灣經濟主管部門統計，2023年1月至8月，台灣出口總額2781.5億美元，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其總出口的49%以上，大陸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台灣進口2343.8億美元，其中21%來自大陸市場。這一數據體現了兩岸經濟互補性強。如圖2所示，隨著全球通脹從2022年中期的峰值回落，2023年中國大陸GDP增長率回升至5.2%②，而台灣GDP增長率下降為1.28%③，說明大陸經濟具有韌性，兩岸合作潛力巨大。
［圖1，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和國家統計局，作者整理］
［圖2，數據來源：台灣地區統計資訊網和國家統計局，作者整理］
在此基礎上，兩岸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日益頻繁，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然而，兩岸關係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政治互信的缺失、歷史問題的糾葛以及外部勢力的干預等因素，仍然對兩岸關係的穩定構成挑戰。因此，在探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岸合作新機遇時，不得不提到兩岸經貿合作。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為兩岸經貿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合作潛力。例如，台灣在半導體、精密機械等高科技產業具有優勢，而大陸則在市場、資本和人力資源方面擁有優勢，兩岸在這些領域的合作已取得顯著成果。兩岸經貿合作不僅促進了經濟的共同增長，也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強調高質量發展，這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了新方向。
一、理論框架和文獻綜述
1.研究的理論框架
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和加拿大宣布開始談判自由貿易區，歐盟則宣布試圖完善其內部市場，這引發了區域一體化的浪潮。維納強調（Wilfred, 1998），區域一體化是貿易創造和貿易自由化的結合。“新區域主義”的兩個主要特徵就是南北區域主義和多元區域主義的出現（Bowles, 2019）。隨著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和區域貿易協定(RTA)的不斷增多，取代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談判，成為全球化的另一條道路（Hsieh，2021）。“新區域主義”與以前的區域主義最主要的差異之一在於作為一種開放的區域主義，是以各經濟體繼續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為前提。這與發展中經濟體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上一波區域主義期間提出的建立優惠區域貿易安排形成了對比。
從發展範式看，新區域主義是一種新的區域治理範式，其規範性來自於一種理論假設，即區域代表了良好的公共管理和有效的發展政策所形成的治理框架（Courchene2001,Sharpe 1993），即經濟體通過特定的政治過程轉移到私人部門主體、公民社會和“利益主體”，其主張包括：首先，擴充了區域整合的主體範圍。新區域主義提出公權到私權的讓渡，打破傳統的政府一元管理形式和單一的政府管理主體，主張多元治理和多級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構建多中心合理的參與機制與互動網絡。其次，重塑政府-社會關係，引入公民社會和私人部門等主題，實行政府、社會組織、公民社會、私營部門的聯合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形成嵌入式經濟和政治發展新模式。
從發展目標看，參加區域經濟合作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由於各經濟體的政治經濟實力，及與此關聯的國際影響力不同，經濟體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取向也不同。同一經濟體在與不同經濟體簽訂區域安排時，其對政治、經濟因素的考量也不一樣，但在經濟方面的訴求基本包括以下方面：(1)獲得穩定的市場進入機會；(2)通過擴大市場、提高競爭水平、吸收外國投資和技術來應對經濟全球化和提升效率；(3)在確保經濟主導權的情況下有效實行宏觀經濟管理，減少經濟的波動等。由此可見，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不僅僅在貿易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還加強了兩岸參與全球資本流動，未來可以共同采取新的措施來降低對外直接投資（OFDI）和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風險和執行成本。
2.文獻綜述
從簽署的協定來看，《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的正式生效，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帶來了新的契機（單玉麗，2013）。《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ＥＣＦＡ）標志著兩岸經濟關係進入正常化階段，其早期收穫計劃已經於2011年1月1日起付諸實施。這一協議是最重要的惠台措施，解決了影響兩岸經濟交往的一系列制度問題，同時也為台灣經濟新的騰飛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機會（李振廣，2011）。多數專家認為，大陸和台灣製造業都很發達，兩岸產業界應攜手推動智能製造發展，“智造”可為兩岸提供巨大合作機遇。在江蘇昆山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上，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拓展了兩岸產業發展的新空間，但也在改變著兩岸產業合作的大環境。兩岸產業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兩岸聯手，共同加碼對外投資，搶抓產品返銷大陸或外銷的商機，共同開拓東南亞乃至歐洲等第三方市場。
從具體實踐看，上海自貿區公布的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涉及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社會服務等六大領域，這為包括台資在內的外資企業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機會。廣西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欽州產業園便於台商立足大陸、面向東盟實施戰略布局，利用良好的區位、資源、港口和政策優勢，實現新的成長和發展（李天高，2019）。台灣同胞特別是台商在雄安新區發展建設中將面臨新的機遇，包括智慧城市、高科技產業、電子商務、智慧物流、新能源等領域（盛九元，2017）。
從合作理念角度來看，許綿延和鄭彥信（2018）探討大陸與台灣兩岸之間的合作，建議從城市對城市交流合作為試點，以創造雙贏互利的局面。以南台灣的高雄對接大陸南方的城市，并以“一帶一路”的地緣大戰略帶動亞洲經濟大脈動之下，台灣應該試圖搭上這班順風車，共同打造繁榮發展的兩岸命運共同體。
從政策角度來看，福建省檢驗檢疫部門結合兩岸“大三通”的新形勢、新需要，先行先試，研究出台了《對台灣地區小額貿易檢驗檢疫管理辦法(試行)》，對於擴大石台兩地的紡織服裝產品、農產品、機電產品等貿易交流，促進兩地雙向多層面合作，將起到積極作用（尼松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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