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從目前情況看，全球吸引外資的數據都在下降，而導致投資下降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過去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放緩與地緣政治緊張造成的⑩。就中國大陸而言，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高質量發展和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已經成為經濟成長的主旋律。於此相應，外資包括台資在內，在大陸的運營模式也面臨著調整，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投資方式的調整。根據全球知名的咨詢機構德勤亞太的研究報告⑪，外資（包括台資）從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合資方式到後來的全資控股，再到新一輪的合資高潮，外資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模式正發生著新的變化，其原因主要在於中國大陸企業中國企業的快速崛起，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中國成本、中國方式、中國速度”的運營特徵。因此，如何有效適應新的發展環境，需要兩岸積極應對新環境、探索新合作模式。二是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大陸的產業發展重點有所調整，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⑫指出：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打造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闢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由此可見，現階段大陸產業發展更聚焦於新能源（包括新能源汽車）、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元宇宙、下一代互聯網、6G、量子科技、原子級製造、深海空天開發等領域。相較於台商投資重點布局於電子信息、精密機械、化工、非金屬製品等，兩岸之間的產業合作契合度有所弱化。基於上述情況，在今後的合作中，更需要依托機制化的合作方式，調整產業合作的重點，增強契合度，從而為台商投資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3.民進黨當局的限制。從經濟層面來說，長期以來，民進黨當局單方面對大量大陸產品出口采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違反了ECFA關於“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多數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條款，直接損害了大陸相關產業和企業利益，造成了兩岸經貿長期的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這種態勢。近期，民進黨當局更是追隨美國，進一步擴大在高科技領域對大陸的限制，出台諸如“危害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敏感科技保護法（涉及22項核心關鍵技術）”⑬，同時擴大限制相關科技人才赴大陸交流、工作，對於認定違規的人員最高可判12年刑期，且相關措施日趨嚴厲。在現階段兩岸高科技產業合作面臨外部挑戰的情況下，台灣當局的上述舉措，進一步限縮了兩岸合作的空間，衝擊了現有的兩岸經貿往來格局，對台灣經濟與民生影響的惡果將逐步顯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階段美國持續對華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并強制跨國企業調整訂單來源地的情勢下，民進黨當局將此視為“倚美脫中”的機遇，而有些台資企業見獵心喜，開始全面轉向歐美市場。但從長期走勢看，任何企業都需要思考三大趨勢性問題：一是逆全球化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走勢？二是美國及歐洲的再工業化能否實現？三是中國大陸經濟能否保持5%的穩定成長？對此台灣工商界、企業界的看法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調整與變化，台灣經濟發展的“半邊陲”形態是無法改變的，因此，是選擇作為“中華民族經濟的一分子”還是可能成為“棄子”，是台灣經濟與工商界的抉擇。
（二）兩岸合作的基本動力
截至目前，促進兩岸經濟合作深化的基本要素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也為兩岸合作提供了基本動能。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中國大陸巨大的市場潛力。擁抱中國就是擁抱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將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更大機遇。”中國大陸市場不僅是人口規模巨大，更在於產業體系完整、需求層次豐富、消費增長迅速，這為世界貿易投資增長提供了寬廣天地⑭。中國大陸的高效供應鏈系統、先進基礎設施、充足人才儲備和強大科技力量，為兩岸合作提供了顯著的比較優勢與廣闊的合作前景。
2.兩岸產業合作的方向。隨著大陸高質量發展路徑的確立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兩岸可以在諸多新興領域開展合作：一是大陸在加速網絡、標識、平台、數據、安全五大體系的建設，一方面有利於兩岸推進傳統產業升級和新型產業壯大。台企可以憑藉所擁有的電子信息產業基礎和技術工藝優勢，補齊補強補全產業鏈，從而提升兩岸產業的契合度。二是大陸擁有家電、計算機、通訊、手機、服務器、綠能、航天、電動車等系統設計及生產製造的完全自主能力，在光電、綠能、電動車生產製造領域已有絕對優勢，人工智能、大數據算力等科創公司發展迅速；而台灣在高端半導體、被動組件、印刷電路板等領域擁有很好的製造能力、國際化人才優勢，因此，新質生產力的建構為台企轉型升級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服務機遇，同時也為兩岸合作提供廣闊空間。
3.兩岸產業合作的重點。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以互聯網、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的發展，為兩岸高新技術製造業企業合作提供新動能，包括與大陸企業展開基礎科研、智能生產領域合作，也為台企增強前瞻科研能力帶來重要契機。
（三）兩岸合作的基本路徑
基於上述情況的分析，提出如下合作思路與建議：
1.進一步推動兩岸合作的機制化建構。研究發現，機制化合作對於現階段兩岸經濟具有積極的作用。為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探索兩岸產業合作的新路徑，二是尋求兩岸產業合作的新利基，三是調整兩岸合作的既有模式。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繼續推進港澳工作和對台工作”，但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大陸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的傳統要素優勢難以為繼，產業競合效應凸顯。過去二十年間的兩岸直接投資方式主要以垂直型投資為主，台商利用大陸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該種方式已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因此要推動台灣對大陸直接投資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轉變，進一步增強兩岸機制化合作，通過強化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持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進程。同時，推動兩岸深化經貿連接、發揮合作潛力、實現互利共贏。
2.探索實現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能。當前，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以及兩岸合作要素需求的調整，原有模式已經難以繼續發揮推進兩岸經濟合作的作用，因而需要探索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能，包括擴大兩岸經濟合作的範圍和領域、尋求新的產業方向、建構健康有序的兩岸合作模式，同時切實推進相關優惠措施的落實。研究表明，合作的規範化機制化對兩岸經濟融合有直接的影響，因此，需要進一步推動合作的機制建構，降低兩岸貿易、投資的障礙。
3.擴展兩岸經濟合作的新空間。隨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化與發展，通過與大陸的合作有效切入“一帶一路”大市場，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因此，現階段需要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積極探索兩岸經濟第三地合作的可行性，進而構建合作新格局以及新的產業合作模式，從而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收益的持續提升。
4.深化兩岸產業合作的方式與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 ，這為推動兩岸在基礎設施、能源、交通等方面全方位的合作提供了政策基礎。在上述領域合作的深化，有助於在經濟上形成以“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為基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更重要的是，通過進一步優化兩岸產業合作的方式與路徑，拓展合作的受益面，將使兩岸經濟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民衆，從而為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在探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岸合作新機遇時，必須直面兩岸經濟合作的複雜現狀：一方面，大陸市場的廣闊和消費能力的增強為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商機，兩岸經濟合作具有巨大的潛力和機遇；另一方面，兩岸合作也面臨著挑戰，地緣因素、貿易摩擦及台灣內部在經濟合作方面的分歧等都可能影響合作的深化。在此背景下，兩岸經濟合作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如高科技、綠色能源、智能製造等領域，這不僅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也有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因此，衹有深化合作才能實現互利共贏，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編號22ZDA123）
注釋：
①“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開幕 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人民日報》2022-10-17（A1）。
②王莉文，“2023中國GDP增速5.2% 對世界經濟貢獻率或超30%”，《華商報》2024年1月18日（A1）。
③楊晨程，“台灣2023年GDP增速為1.31%”，參見光明網：https://m.gmw.cn/2024-03/01/content_ 1303675672.htm。
④“IMF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參見央視新聞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8987669754687845&wfr=spider&for=pc。
⑤“國務院新聞辦就2025年上半年進出口情況舉行發布會”，參見中國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507/content_7031904.htm。
⑥“洗產地”并不是一個明晰的概念，包括以下的定義：1. 清理產地：產地通常指的是產品的生產或製造地點。清理產地可能指的是清理或清洗產品生產過程中留下的任何殘留物或污染物。這通常是為了確保產品的質量和衛生標準。2. 偽造產地：如果“洗產地”指的是偽造產品的產地，那麼它可能涉及欺騙或誤導消費者，例如在銷售某種商品時，聲稱該商品是在某個特定的地方製造，而實際上并非如此。3. 商品描述與實際產地不符：這也是一種“洗產地”的情況，商家可能為了某些原因（如商品價格、銷售策略等），對商品的產地進行了不真實的描述。
⑦《中國現代化報告》，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⑧《高端訪談》，2024年2月23日，參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y421q7x4/?p=5。
⑨“友岸外包”這一貿易術語當前正在流行，其產生背景是最近的經濟危機以及全球經濟受到包括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在內的各種衝擊而出現的全球供應鏈緊張問題。從本質上講，“友岸外包”是指將供應鏈改道至政治經濟上安全或低風險的國家，以避免業務無法正常開展。這種做法激起了國際社會對地緣政治進一步分裂和世界經濟去全球化的擔憂，即國家、全球機構和企業之間相互依存度的下降。例如，美國政府就強調要從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友好”國家獲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提高國內生產的安全性。
⑩《世界投資報告》：全球外國投資連續兩年下降10%以上，發展中國家承壓。參見中華網：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 /20240923/47263226.html。
⑪“外資投資中國策略調整 以更“本土化”方式擁抱中國市場”，《21世紀經濟報道》2024年9月21日（A7）。
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2月13日（A1）。
⑬2023年12月5日，台灣地區科技主管部門公布具主導優勢與保護急迫性的技術為主的22項核心關鍵技術清單，涵蓋了防務、農業、半導體、太空、網絡安全等5大領域。此外，台灣地區在2022年修改“安全法”，規定竊取核心關鍵技術機密將最高可處12年刑期。同時規定，受台灣地區行政部門資助超過50%的關鍵技術涉密人員，赴大陸需申請許可。
⑭常晉，“中國市場是我們的沃土”（評論員觀察），《人民日報》2024年11月25日（A5）。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76-8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