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1：特朗普主導下美國右翼派系關係示意圖 |
中評社╱題：“美國科技右翼的崛起：戰略演進與中國應對” 作者：劉典（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戰略與宏觀研究項目主任；伍笛凱（長沙），通訊作者、湖南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湖南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欣（長沙），中南林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要】技術加速主義的裂變與重組，構成了美國科技右翼崛起的內在驅動力。以蒂爾、安德森為代表的科技右翼精英，通過對蘭德右翼加速主義與庫茲韋爾技術奇點論的再闡釋，構建起有效加速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推動技術資本從市場要素升維為新型權力本體。在特朗普2.0時代，美國科技右翼與傳統右翼在反監管領域促成戰略共生，但在產業政策、權力秩序、全球化立場方面存在結構性分歧，從未來趨勢看兩者蘊含局部裂解與動態平衡的發展張力。美國科技右翼通過制度性套利、“旋轉門2.0”滲透機制、技術民族主義制度化三重機制完成權力重構。美國新型政經聯合體“科工複合體”通過技術代差與投資布局的“權力前置”、供應鏈主導權與標準制定的“規則霸權”、技術工具化與戰場重塑的“新型權力”實現全球權力投射。面對美國科技霸權的系統性壓制，中國應打造自主可控的數字經濟體系、設計多邊普惠的地緣科技網絡、構建文明共生的全球治理框架以實現結構性應對。
引言
拜登政府執政中後期以來，美國科技精英群體的政治立場發生了顯著變化，部分傳統的左翼科技精英加速轉向保守主義陣營，逐步匯聚成一股具有結構性影響力的科技右翼力量。①科技右翼特指深度嵌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并主動將技術精英身份與右翼政治主張相融合的企業家與投資人群體。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周期成為美國科技右翼勢力崛起的標志性節點。該群體通過政治獻金、智庫滲透、媒體賦能等複合渠道，將技術話語權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其與特朗普主導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形成多合共振，并助力特朗普勝選開啓總統第二任期。
美國科技右翼的崛起并非偶然，背後交織著技術加速主義意識形態基因與時代變局的多重催化。②左翼加速主義代表斯爾尼塞克與威廉姆斯，在2013年發表了《加速主義政治宣言》主張構建後資本主義社會，認為技術革命并非單純依賴市場邏輯，而應服務於社會公平與集體福祉。③右翼加速主義則以蘭德的思想為核心，其“資本主義即解放”理念將技術視為權力集中的工具，主張構建由技術精英主導的等級社會。④有效加速主義是右翼加速主義的演化，其代表庫茲韋爾的技術奇點理論本質是一種以技術萬能驅動後人類文明加速到來的理論思潮。⑤
技術加速主義的興起重構了技術發展邏輯，也深刻改變了美國及全球政治經濟的權力格局，或將重新定義數字時代的全球治理範式。⑥當前，特朗普與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出現決裂趨向，其本質是在技術加速主義驅動下，所形成的新型政經聯合體“科工複合體”所必然出現的內部利益分配困境與理念分化，但從長期來看將技術從工具性存在轉化為資本積纍的主體性力量，最終形成一種以“技術即資本”為核心的新型權力支配模式的發展邏輯仍然清晰。
一、技術加速主義驅動下美國科技右翼的崛起及權力重構
（一）系統性要素形塑美國科技右翼的政治經濟新生態
1.硅谷科技資本的右翼轉向
20世紀70至90年代，冷戰技術民用化進程為美國硅谷“深藍”政治屬性奠定了基礎。民主黨推動的《貝赫—多爾法案》重構了科技研發的利益分配機制，通過賦予高校與企業聯邦資助專利的商業開發權，催生出斯坦福工業園為代表的產學研複合體。⑦這種“軍事—工業—學術”三位一體的資本積纍模式，使民主黨與硅谷大科技資本形成深度利益綁定。⑧2020年美國大選後，民主黨政策轉向成為硅谷資本轉向的催化劑。拜登政府啓動的反壟斷攻堅戰直接衝擊科技巨頭壟斷地位，聯邦貿易委員會對Meta、谷歌、亞馬遜發起分拆訴訟，司法部指控蘋果應用商店構成壟斷，這些舉措被硅谷視為“創新抑制”，當民主黨從資本積纍的“加速器”異化為“制動器”，硅谷科技資本的政治替代方案選擇成為必然。硅谷政治轉向的根本動因，在於技術壟斷引發的價值分配危機。其一，稅收與監管政策直接侵蝕利潤空間，《美國創新與選擇在綫法案》威脅平台經濟壟斷模式；其二，硅谷內部貧富差距加劇政治風險，“技術貴族—零工階層”的斷裂動搖了民主黨勞工聯盟基礎；經濟極化的政治外溢效應，最終成為硅谷科技資本右翼轉向的推進器。
2.科技右翼與MAGA派的雙向塑造
美國科技右翼與MAGA派的聯盟并非偶然，而是基於意識形態契合的長期布局。一方面，以彼得·蒂爾為核心的“PayPal黑手黨”自本世紀初便展開政治工程，2004年PayPal出售給eBay後，其核心成員通過資助右翼智庫，將反多元文化主義植入保守派話語體系，這種文化反叛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叙事產生共鳴。2016年大選中，蒂爾公開支持特朗普，并引入馬斯克、亞歷克斯等科技新貴，為MAGA運動注入技術資本與反建制能量。另一方面，MAGA派迎合了科技右翼的資本傾向。在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將DEI政策斥為“反白人種族主義”，完全對接科技右翼對“政治正確”的批判，從第一任期對加密資產的嚴厲監管，轉變為承諾建立國家比特幣儲備，推動涓滴經濟學復辟，強調向大企業與高收入群體減稅。這種政策轉向暴露MAGA運動的本質，當科技資本成為選舉資金池的核心來源，政治議程必然向資本積纍邏輯傾斜。
3.科技右翼與傳統右翼的利益分歧及未來趨勢
特朗普2.0政府內部呈現三大主要派系特徵：一是以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為代表的制度性保守主義派（MAGA頑固派），主張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移民管制、去監管的政策矩陣；二是以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與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派，支持低稅率、小政府的共和黨建制派政策範式；三是以馬斯克、蒂爾、安德森等為代表的科技右翼派。前兩者是當下美國傳統右翼的核心代表，構成特朗普2.0政府的基本盤。（圖1）
［圖1：特朗普主導下美國右翼派系關係示意圖］
科技右翼與傳統右翼在加密貨幣、人工智能、反監管等領域促成了戰略共生，但在經濟優先權、能源政策、全球化立場等方面存在結構性利益分歧。第一，技術資本與產業政策的利益分歧。馬斯克旗下企業特斯拉、SpaceX等高度依賴政府新能源補貼和訂單合同。而傳統右翼派認為美國需要提升傳統能源產量，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發展提供充足生產能力。2025年7月，特朗普簽署的“大而美”法案取消新能源電車的稅收抵免，且推動放鬆傳統能源行業管制，這充分凸顯了兩者在產業政策尤其是能源政策上的利益衝突。第二，技術官僚與傳統秩序的權力博弈。受制於政治權力的不對稱性，科技右翼派期望通過技術官僚身份突破政策制定局限，而傳統右翼派需平衡選民基礎與資本集團利益。馬斯克擔任政府效率部負責人時主導削減230億美元聯邦開支，但“大而美”法案十年新增3.3萬億美元赤字，這反映資本積纍邏輯與傳統建制邏輯的顯著分歧。第三，全球化立場與美國優先的價值差異。MAGA頑固派堅定不移地秉持民族主義經濟議程，將“美國優先”奉為圭臬，大力倡導製造業回流，而科技右翼派則受益於全球化的資本、人才和市場流動，尋求自身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優勢爭奪全球制高點。從未來趨勢看，美國科技右翼與傳統右翼存在局部裂解與動態平衡的發展張力。短期看馬斯克成立“美國黨”試圖以關鍵席位影響選舉，然而受制於美國“贏者通吃”選舉制度及憲法限制，其影響力有限。長期看當科技資本掌握比國家更先進的基礎設施與技術能力時，傳統政黨的權力危機難以避免，技術主權的爭奪、新冷戰語境下的科技聯盟重組都離不開美國科技右翼與傳統秩序的深度互構。
（二）特朗普2.0時代美國科技右翼的制度突破
1.監管鬆綁與市場重構推動科技資本的制度性套利
美國科技右翼的制度性突圍本質上是通過重構規則體系創造超額利潤的過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對反壟斷體系的拆解具有標志性意義。通過撤銷FTC主席麗娜·可汗的提名，終止對亞馬遜、Meta等巨頭的反壟斷調查，實質是解除資本并購擴張的枷鎖。在加密貨幣等新興領域，特朗普新設“白宮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主管”職位，通過“監管套利”使Palantir等蒂爾系企業獲得國防部AI合同優先權，并形成技術壟斷。另一方面，面對民主黨推動的《終止平台壟斷法案》，Meta在2024年投入1930萬美元游說資金，成功阻止拆分Instagram與WhatsApp的立法動議。跨國稅基重構成為資本套利的重要工具。蘋果公司利用“愛爾蘭三明治”架構，將知識產權利潤轉移至澤西島空殼公司使實際稅率大幅降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