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2.0對外政策與“瘋人理論”爭議 作者：袁莎（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摘要】特朗普強勢重返白宮，其獨斷專行、難以預測、打破常規的執政風格加劇其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引發關於其運用“瘋人理論”的爭議。“瘋人理論”是一種基於“非理性的理性”博弈策略，即決策者試圖給自己建立一種“瘋人”形象，并發出超常規的威脅信號，讓對手害怕招致極端後果而做出妥協，以達到威懾或脅迫的目的。“瘋人理論”在特朗普1.0執政時備受推崇，特朗普2.0執政伊始，已通過一系列看似非理性的極端言行，在全球掀起新一輪“特朗普衝擊波”。本文通過剖析特朗普2.0對外政策引發的“瘋人理論”爭議，探究這一策略的背後邏輯、應用前景及潛在影響，提出特朗普的個性特徵給予其運用這一策略的優勢，短期內可能增強美國霸權威力，但長期看會削弱美國霸權威信，并加劇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面對特朗普“瘋人理論”的衝擊，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強化反制措施，加強風險管控，推動中美關係平穩發展。
作為一位“非典型”和“反傳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中呈現出獨斷專行、難以預測、打破常規的執政風格。特朗普2.0執政伊始，即密集發布行政令，并就對外政策做出一系列驚人表態和動作，在國際社會掀起新一輪“特朗普衝擊波”，推高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為了探尋特朗普2.0對外政策的底層邏輯和未來走向，學界再度重返“瘋人理論”（madman theory），該理論是美國大戰略中的一個特殊策略，指的是決策者通過給自己建立一種“瘋人”形象，并發出超常規的威脅信號，讓對手害怕招致極端後果而做出妥協，以達到威懾或脅迫的目的。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擁抱“瘋人理論”，例如針對朝鮮、伊朗等“敵人”的核訛詐，以及針對歐盟和亞太盟友的關稅脅迫等。從這個理論邏輯看，特朗普2.0的對外政策看似隨心所欲，卻似乎有章可循，他的種種出格言行可能并非衹是個性衝動，而是旨在建立施壓籌碼的理性謀劃。但是，由於現實世界比博弈論更為複雜，變量更多，不確定性更大，特朗普的“瘋人理論”是虛張聲勢還是有備而來？這一策略能否奏效，是否存在風險？對於國際社會其他國家而言，應該如何應對，是求和綏靖、防範對衝，還是針鋒相對、以超強對超強、“以瘋狂對瘋狂”？鑒於以上問題都存在較大爭議，本文旨在探究“瘋人理論”的博弈邏輯、應用前景及潛在影響，分析特朗普2.0對外政策中采取這一策略的表現、特點及成效，并思考如何應對特朗普可能對華采取“瘋人理論”策略，維護總體穩定的中美關係大局。
一、美國大戰略中的“瘋人理論”
“瘋人理論”的歷史悠久。早在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就曾對這一古典權謀術進行了描述：“有些時候，裝瘋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①美國戰略界則基於現代博弈論對“瘋人理論”形成了豐富的研究和實踐。
（一）“瘋人理論”的源起和內涵
冷戰期間，隨著核武器的出現和“相互確保摧毀”（MAD）理念的興起，如何讓核威懾更加可信，成為美國戰略界的新課題。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瘋人理論”的概念并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為此，尼克松多次利用核邊緣策略恐嚇北越政府和蘇聯，并命令美軍開啓了代號為“巨型長矛”的行動，為“核對峙”情景做好準備。根據他的助手回憶，尼克松此舉的特殊之處在於他私下裡所稱的“瘋人理論”策略，他指出“我想讓北越人相信，我已經到了可以做任何事情來阻止戰爭的地步。我們會悄悄告訴他們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們知道尼克松執著於遏制共產主義。當他生氣的時候，我們無法控制他——他的手已經放在核按鈕上了”。②尼克松希望通過給自己塑造“瘋人”形象，讓對方忌憚他會不擇手段，他也相信這一策略在危機博弈中，成功迫使對手做出妥協，促成了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的簽署。
實際上，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也帶有核邊緣政策的色彩。但尼克松通過強調“瘋人”的維度，讓“瘋人理論”作為一種新策略進入了美國大戰略的視域。然而，這一“瘋人理論”策略是否真正起了作用卻一直充滿爭議。有學者根據近年公開的史料指出，尼克松精明的政治形象難以被視為真正的“瘋子”，而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根本不理解尼克松到底想傳遞什麼信號，而美軍核彈一觸即發也加劇了事態升級的風險。③由於“瘋人理論”的有效性存疑，而風險性較高，後來的美國政府并未公開采取這一策略。小布什政府的“核模糊”政策和“震懾”（shock and awe）戰略曾引發“瘋人理論”的討論。但由於這一策略充滿爭議，也一度進入了歷史的故紙堆。
（二）“瘋人理論”的博弈論研究
美國博弈論學家圍繞核威懾博弈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瘋人理論”是其中一個較為特別的研究視角。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是最早涉及理性博弈中非理性因素的學者，他在其經典著作《衝突的戰略》一書中指出“如果甲有意識地通過非理性的行為與乙博弈，讓乙相信甲願意做出自我毀滅的威脅，那麼甲所謂的非理性實則是理性，有助於他在博弈中占據上峰”，他據此提出“非理性的理性”概念，認為“不確定的報復”比“確定的報復”更具威懾性，因此，“不論敵對雙方有多麼理性，他們可能會競相表現得更加不理性、衝動且固執”。④美國核理論家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也提出類似觀點，他認為在博弈中，如果一方表現出非理性，就能大大增加事態的不確定性，最終迫使另一方讓步，因此，“表現出一些瘋狂可以更有效地促使對方妥協”。⑤美國蘭德公司的前軍事分析師丹尼爾·埃爾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也以“瘋狂的政治用途”為題開設講座，主要圍繞如何通過表現出“令人信服的瘋狂”來脅迫對手。
從美國博弈論學家的理論推演可見，“瘋人理論”與“比大膽博弈”（game of chicken）、邊緣政策（brinkmanship）等策略異曲同工，都是通過威脅將事態推向衝突爆發的危險邊緣，以迫使對方妥協讓步。“瘋人理論”的意義在於試圖解決極端威脅的可信度問題，因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行為體的意圖很難確定，尤其是在核武器的制約下，極端威脅常常被看成是虛張聲勢，而承諾也往往被看成空頭支票，因此這些策略的有效性存在疑問。根據“瘋人理論”，決策者通過給自身建立一種“瘋人”形象，有助於增強貌似非理性的威脅信號的可信度，讓對方害怕事態失控，從而被迫做出妥協。從這個意義上看，“瘋人理論”正是一種“非理性的理性”策略，通過加入非理性因素，以增強震懾與威嚇的效果。
“瘋人理論”看似簡單有效，實則有苛刻的條件。其一，運用這一策略的決策者需要掌握超強的脅迫性權力，并對信號接受方有強大的殺傷力。其二，決策者需要展示令人信服的“瘋人”形象，這就要求決策者在日常言行中即呈現這一狀態。其三，“瘋人理論”要想奏效，不僅需要發出威脅，也需要做出承諾，即脅迫方需要做到信賞必罰，就需要在博弈的前半段扮演“瘋人”，而在博弈的後半段恢復“理性”，謹慎促成有利的談判結果，防止危機升級。⑥
從上述條件來看，這一策略的實踐也存在局限性和困境。一是信號困境，即如何讓信號接受方既相信信號發出方真的“瘋了”，又相信如果自己做出妥協，就會免遭威脅。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因為如果被對方看成虛張聲勢，威脅信號的可信性就會大打折扣；如果讓對方認為信號發出方真的“瘋了”，即使做出妥協，“瘋人”也可能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可能促使對方決定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一搏。二是理性困境。“瘋人理論”的底層邏輯在於“非理性的理性”，前提條件是威脅信號發出方和接收方皆具有理性。但是，決策者并非總是完全理性、冷靜和可控的。如果對方也是“瘋人”，或者遵循非傳統的理性框架，例如宗教狂熱分子、極端恐怖分子等，“瘋人理論”則很難起作用。三是聲譽困境。與馬基雅維利時代的權謀不同，當今時代的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國家之間進行的并非單層博弈，而是同時面向國內外的多層博弈；并非單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并非同單個國家博弈，而是多國博弈。一國領導人若表現出“瘋人”舉動，會透支其自身領導聲譽，長期看很難贏得國內支持，疏離盟友和夥伴，也會削弱自身影響力。因此，博弈論學者普遍認為，這一策略實際上往往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并因為信號傳遞、可信度和保證等問題，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可能引發誤判，增加危機失控和衝突升級的風險。⑦
二、特朗普對外政策中的“瘋人理論”
自第一任期以來，特朗普多次表達出效仿尼克松“瘋人理論”的意願，并認為這一策略有助於強化美國的對外政策。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表現出的非理性姿態也引發關於“瘋人理論”的爭論。
（一）特朗普1.0執政與“瘋人理論”的嘗試
作為一位反傳統、反建制的美國總統，自第一任期起，特朗普公開擁抱“瘋人理論”，試圖將“不可預測性”打造成他的政治資本。2017年朝核危機中，特朗普對朝鮮發出“火與怒”的核威脅，以及“消滅伊朗”等“極限施壓”言論都被廣泛視為對“瘋人理論”的實踐。更不按常理出牌的是，特朗普的“瘋人理論”不僅針對“敵人”和“對手”，也波及盟友和夥伴。例如，他曾在2017年與韓國重新談判自貿協定時，指示官員告訴韓方如果不讓步，“這個瘋子就會退出談判”。⑧
實際上，關於特朗普個性脾氣和心理特徵的研究一直是探究其對外政策邏輯的焦點。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專家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公開信，聲稱特朗普“情緒極度不穩”，這表現在他的講話和行為中，讓他“不能安全地履行總統職責”。⑨特朗普的幕僚和白宮工作人員也頻頻爆料，例如，曾曝光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著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在《恐懼：特朗普在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一書中寫道，美國“被一個情緒過度緊張、反復無常、難以預測的領導人的言行所束縛”。⑩美國記者邁克爾·沃爾夫則在《火與怒：特朗普白宮內幕》一書中，對特朗普的心理健康狀況和智商大加質疑，指出他自信自負，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并且作為曾經的真人秀明星主持，他也有表演型人格，希望獲得媒體關注和世界贊譽。⑪這些內部爆料也在一個側面給特朗普樹立了“非理性”“不穩定”甚至有些“瘋狂”的形象。
學界普遍將“不確定性”視作所謂“特朗普主義”（Trump Doctrine）的顯著特徵。一些觀點認為特朗普的“瘋人”形象給予其推行“瘋人理論”的獨特優勢，而他的交易思維也可以讓他在政策上靈活務實，若談判達到他的預期目標，他也願意推動政策急轉彎。因此，有呼聲支持特朗普參選諾貝爾和平獎，認為特朗普對朝鮮的“瘋人理論”策略促成了2018年6月美朝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和美朝關係緩和，在推動朝鮮停止核、導試驗方面成效顯著。
與此同時，濫用“瘋人理論”的風險性也引發關注。CNN記者吉姆·修托（Jim Sciutto）在《瘋人理論》一書中，通過對特朗普幕僚和政府官員等的廣泛采訪，指出“特朗普將混亂作為一張牌”，但是四年執政以來，“他製造的問題遠遠多於解決的問題”，“世界變得比以往更加動蕩、暴力和貧困”。⑫例如，特朗普奉行的“瘋人理論”策略無力促成朝鮮半島真正實現無核化，同朝鮮領導人的河內峰會破裂，加劇半島事態緊張，甚至會將地區推向核衝突的邊緣。特朗普對伊朗的政策呈現出“情緒化”色彩，而非理性計算，其過度依賴單邊施壓導致威懾的可信度下降，實際效果遠低於預期。這些分析表明，美國學者大多對特朗普1.0的“瘋人理論”外交政策遺產持審慎或批判態度。
（二）特朗普2.0執政與“瘋人理論”的升級
通過1.0執政時對“瘋人理論”的嘗試，特朗普已經給自己建立了“不可預測”“無所顧忌”等非理性的標簽。
在2024年競選過程中，特朗普就曾透露了他在對外政策中繼續基於“瘋人理論”思維。他在同《華爾街日報》的訪談中強調了這一策略，宣稱台灣問題無需美軍介入,中方很尊重他，并且知道他“非常瘋狂”。⑬他的副總統萬斯也認可這一點，曾表示:“正如他的批評者和支持者所說,特朗普是不可預測的。我百分之百確信,不可預測性有利於美國。”⑭有學者指出，他在上任之前就有意展現“瘋狂”，正是寄望於“以瘋狂增進實力”（strength through madness）。⑮
特朗普再次贏得大選後，從其競選辭令、施政綱領，以及上任後簽署的大量行政令和政策言行看，其對外政策2.0可能延用甚至升級“瘋人理論”策略，并呈現出新的特點。
其一，目標極大擴張。在經歷2次被彈劾、2次遭暗殺、34項被定罪後，特朗普再次贏得了美國大選，進一步強化他的“復仇者”形象和“救世主”叙事，并激發了他的自命不凡、戰無不勝的自我認知。特朗普的自信心極大膨脹，也會促使擴大其對外戰略目標。特朗普上任後旋即宣布“美國黃金時代開啓”“美國衰落結束”，并先後發布包括“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和“美國優先的投資政策”，進一步系統性構建其“美國優先”政策。更有甚者，特朗普援引“天賦命運”“新門羅主義”等擴張叙事，宣揚“擴張疆界，把美國國旗插上新的地平綫”，發布行政令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揚言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州”，宣稱不排除軍事手段奪取巴拿馬運河與格陵蘭島的控制權，甚至“清空”和“接管”加沙，并建立“中東的里維埃拉”（地中海度假勝地），引發國際社會對特朗普無視國家主權原則、顛覆國際秩序的擔憂。
其二，手段更加極端。特朗普2.0執政後，對盟友、夥伴和對手發出極端威脅，在地緣政治、經貿、移民、全球治理等議題上加大脅迫外交。他要求北約盟友將國防開支增加至GDP的5%，并威脅從德國等歐洲大陸撤軍。他威脅取消和暫停對烏克蘭的軍事和情報援助，要挾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以迫使烏方進行停火談判。他更加肆意地精進關稅作為重要的脅迫性武器，發動關稅戰的理由不再限於經貿問題，還援引移民遣返、打擊芬太尼製販等，不僅針對美國的“對手”，也瞄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并還威脅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稅，呈現無差別打擊之勢。全球議程上，他不僅再度帶領美國“退群廢約”，例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機制，還暫停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對外援助，試圖減少美國對外承諾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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