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林艷 |
|
| 程華 |
林艷：大灣區推動兩岸青年聚同化異 大有可為
各位上午好，很榮幸能夠參與今天的青年論壇。儘管“交流”到“交融”僅有一字之差，但卻體現了“求同存異”和“聚同化異”兩種不同方法論。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聚同化異”的思想方法，將其貫穿於大國外交、邊疆治理、國家統一、民族宗教等治國理政方方面面，產生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兩岸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重要論述，展現出高度的歷史自信、歷史主動。事實上，大灣區在“聚同化異”方面具有先發優勢，未來在推動兩岸青年聚同化異上也必將大有可為。
大灣區在“聚同”方面擁有強大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是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也是匯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和兩岸融合發展“雙發展”格局的國家戰略核心區域。長期以來，憑藉獨特的經濟、政策、區位、文化等優勢，大灣區在兩岸交流交往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台商台胞就選擇廣東作為登陸第一站，截至2023年廣東纍計引進台資企業3.4萬家，粵台貿易約占兩岸貿易的1/3。值得一提的是，東莞是台胞台企進入大陸時間最早、投資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莞台的兩岸融合發展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國務院批復同意《東莞深化兩岸創新發展合作實施方案》後，中評社專門到東莞走訪調研。我們瞭解到，東莞不僅開創了大陸第一所台商子弟學校，還有被譽為“天下第一台協”的東莞市台協、地標性建築“台商大廈”、聯通台灣健保的台心醫院等，目前在東莞扎根立業的台胞超5萬人，很多台胞台商已將東莞視為“第二故鄉”。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深感35年來東莞在兩岸融合發展上取得的成績令人鼓舞、值得總結。
大灣區是個完整的概念，如果考慮“9+2”中的“2”，那麼大灣區的“聚同”功力更非同一般。特別是香港，不僅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示範地，也是兩岸關係定海神針“九二共識”的誕生地，2023年港台貿易總額超6600億港元，訪港台灣旅客超78萬人次。把以上這些綜合起來，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大灣區在對台“聚同”方面不僅具有先天條件優勢，而且已經探索出一條化優勢為實力的可行道路，形成了極富特色、碩果纍纍的兩岸融合發展大灣區實踐。
大灣區在“化異”方面具有獨特經驗
應當看到，“大灣區”這個概念不是一直有之的，它的誕生與新時代中央治港實踐密切相關。回顧香港回歸後走過的歷程，“一國兩制”一度被認為是“求同存異”的哲學，但事實表明，僅僅這樣是不夠的，一段時間以來，正是由於未能妥善把握 “同”與“異”的關係，未能主動地通過“聚同化異”有效遏制不良分歧的惡化，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亂象。總結經驗教訓，如何在尊重差異的同時實現“聚同化異”，成為防止新矛盾產生的必然哲學思考。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實施的撥亂反正的舉措，總體正是圍繞“聚同化異”展開的，通過進一步加強“一國”原則，確保“兩制”的和諧與平衡，使得“一國兩制”實踐重回正軌，粵港澳大灣區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至今，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粵港兩地融合發展也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從最初的對立排斥到如今主動融入的心態轉變，從過去不願辦回鄉證到如今香港青年北上潮流，這些現象都證明了在發展中損害原則的“異”是可以消解的，而且必須消解。
當然，大灣區本身存在兩種制度、三種關稅、三個法域，這意味著推動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實際就是一個“化異”的過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以來，大灣區在跨境流動、營商環境、民生融合以及重大平台建設等領域逐步攻克了一系列難題和障礙。如港澳藥械通、港車北上、粵港政務服務“跨境通辦”、中山率先落地港藥粵產、大灣區合作辦學、南沙創新與港澳教育銜接機制等創新舉措的推出，極大豐富了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工具箱”。從規則機制的“軟聯通”到基礎設施“硬聯通”，大灣區在實現跨境融合的這些創新舉措，實際上正是“聚同化異”理論的生動實踐。這個過程不僅積纍了豐富的經驗，也形成了具體“化異”的方法和路徑。
大灣區有責任有能力走在推動兩岸青年聚同化異的前列
兩岸青年交流歷經30多年的探索，已從最初的走一走、看一看，邁向需要著手解決認同問題的深水區。長期以來，各方普遍對兩岸青年交流的觀察是，短期交流雖然可以產生好感，但難以觸及歷史、文化和政治的深層分歧。如何通過“聚同化異”的方法論，推動建立更深層的價值認同和政治共識，是打破兩岸青年交流天花板的必答題。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兩岸青年交流的先行之地，具備率先探索、帶頭破題的優勢和條件，完全可以當好推動兩岸青年聚同化異的試驗田，為兩岸融合發展注入新動力、積纍新經驗。
第一，為兩岸青年聚同化異打造“逐夢灣區”。聚同化異的核心在於如何尋找到共同的價值基礎，而兩岸青年交流的實踐經驗表明，基於事業發展的交流最能促進共同語言和價值認同的形成。可見，為兩岸青年共同打造一個“逐夢灣區”意義十分重大，不僅能夠實現個體價值，更能推動共同體的建構，尤其是有助於兩岸青年在創業、創新中合作，透過共同解決問題，深化對彼此文化、制度的理解，逐步形成一種新的價值共識。作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大灣區機遇多、吸引力大，是青年幹事創業的高地。相信港澳青年和內地青年在大灣區“雙向奔赴”的逐夢故事和成功案例也一定會在台灣青年群體中上演，在此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成為灣區建設的持份者、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中國式現代化的受益者。
第二，為兩岸青年聚同化異打造“認同灣區”。制度認同障礙是台灣青年目前存在的一大“異”。由於台灣青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知之甚少，加之綠營政客長期以“專制極權”來操弄醜化大陸體制，“一國兩制”長期在島內也受到汙名化，因此台灣青年普遍對“一國兩制”認識不足，對大陸實行的制度有所疑慮甚至是恐懼。大灣區本身就實行“一國兩制”，生活於此工作於此，可以讓台灣青年親眼見證“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實地體會兩種制度如何相伴共生、如何相得益彰，更可以為未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設計貢獻青年智慧。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允許港澳青年擔任公職等創新性舉措，未來也可面向台灣青年延展，通過讓其實際參與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轉，對大陸政治體制及治理方式有更加客觀深入的瞭解。
三是為兩岸青年聚同化異打造“融合灣區”。打造“融合灣區”是推動兩岸青年聚同化異的實踐目標，通過事業、文化與價值的多層次融合，最終實現心靈契合。大灣區擁有台胞聚居的先發優勢，為構建這一目標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基礎。實踐表明，從“自己人講給自己人聽”出發，可以有效消弭誤解與隔閡，更容易產生共鳴、獲得信任。例如，東莞台商名品博覽會的成功，得益於台商協會的自主組織動員，展現了台胞主體參與的積極作用。大灣區可以積極挖掘各行各業取得成就的台青、台企，支持業已扎根灣區的台灣社群和組織充分發揮示範效應，當好灣區故事的主講人，形成“傳幫帶”模式，促進更多台灣青年融入灣區建設。
總而言之，從經濟民生領域的“聚同”到政治認同領域的“化異”，是未來兩岸青年交融的方向。在以“走一走、看一看”為特徵的兩岸青年交流1.0版中，大灣區已經走在前列，相信在以“聚同化異、建立認同”為核心的兩岸青年交融2.0版中，大灣區也一定不會缺席。我們期待，未來大灣區繼續發揮自身作為國家戰略核心的引領作用，將“聚同化異”作為引領兩岸青年交流的核心方法論，以更開放的姿態、更細緻的舉措和更深遠的視野，幫助更多台灣青年在大灣區找到發展的機遇、歸屬的認同和築夢的力量，為兩岸青年搭建夢想的橋樑，鋪設共融的道路。
程華：發揮大灣區科創與新質生產力優勢
增進粵台兩岸產業經濟交流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近年來，在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下，廣東堅持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和共同市場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但也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在當前形勢下，要通過深化兩岸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推動兩岸企業密切對接，共同融入國內國際市場，實現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近期，我們赴台參訪期間，走訪了台北、台南與雲林等地，尤其在台南看到高科技產業轉型，在雲林看到在地“精緻農業”發展，都十分有感。粵港澳大灣區與台灣科技和產業資源互補性強，並且具備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寶貴經驗，比如在口岸通關、跨境金融、科技創新、人才流動、公共服務等重點領域，完成了諸如“跨境理財通”“穗港澳商事登記跨境通”“大灣區工程師資格互認”等規則差異彌合的先期探索。自2020年起，台灣成為香港第二大交易夥伴，僅次於大陸。近十年來，港台之間貿易額呈持續增長趨勢。廣東推進“百千萬工程”，以新質生產力助力鄉村振興，實現高質量發展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為兩岸創新發展奠定交流合作基礎。
首先，加強完善大灣區支持政策，擴大兩岸人員交流。要進一步釋放惠台政策紅利，以更加開放的理念研究出台更多支持政策和更有針對性的舉措，不斷提升台胞來大陸投資興業的吸引力。加密優化兩岸客貨運航線，便利兩岸人員貨物往來，吸引更多台商來大陸考察對接，讓台灣企業拓展大陸市場。同時建好各類涉台產業園區，引進更多“擴鏈”“補鏈”“強鏈”的台資項目和高技術、高成長、高附加值的台企，助力提升兩岸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
其次，推進兩岸規則與標準對接，擴大兩岸專業資格互認範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若干承載兩岸創新發展合作的重大平台。調研發現，台灣的產品研發和設計很有特色，對內地的產品開發、設計和銷售都有啟發。因此，台農可發揮專長，專注於提高當地特色農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認可度，用文創的包裝為產品提供更多的價值，積極向大陸進行推廣，休閒農業和觀光農場等潛力產業的發展方面也可以與大陸積極交流。在大陸雙循環的模式背景下，增加消費的內部循環，對於大陸和台灣的企業來說都是一個新機遇，消費提升也會帶動市場的擴增。如果雲林的農產品可以藉助免關稅的紅利銷往大陸，對於兩岸來說都會受益。但要注意兩岸標準化差異的問題，如果台灣能夠提供更高標準的產品，避免讓兩岸產業產生進出口阻礙，所帶來的附加值也會隨之提升。
再次，完善兩岸產業合作聯盟，建設新型工業化產業化示範基地。粵港澳大灣區毗鄰港澳，國際化程度較高，對人才和產業需求標準也較高，因此需重點關注電子信息產業、精密機械、工控設備、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有領先優勢的兩岸企業，促進兩岸產業深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吸引台灣高端人才來粵創業，培育更多高質量台資項目，支持台企搶抓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綠色低碳等轉型升級機遇，提升發展質量和綜合競爭力。如東莞濱海灣新區和松山湖科學城可強化與台灣在半導體、精密製造等領域的產業創新合作，攜手開展關鍵技術攻關；中山市可重點承接台灣製造業轉移，拓展發展空間；廣州市南沙區可爭取台灣高校和科發機構設立分支，建立台青就業創業基地；深圳市發揮前海優勢，銜接港澳共同打造企業國際化提升競爭力；等等。
第四，加強海洋漁業合作，打造兩岸特色品牌。中南部的海水養殖、休閒漁業等海洋產業經過多年發展，產業類型豐富，在海洋漁業產業結構優化、融合、品牌打造、傳統漁業轉型升級、海洋經濟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積纍了許多成功經驗。廣東海岸線較長，汕頭和湛江等地海洋漁業發達，建議加強粵台海洋漁業合作，建設兩岸共同市場，可設立海洋牧場、海水養殖方面的兩岸產業合作專項資金，探索創新對台水產良種新品種引進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