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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至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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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繼朝 |
郭至君：粵港澳大灣區“三個自信”
對兩岸及港澳青年的啟示
彈指之間，《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已經出台五年，這五年來，我們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金融合作、社會民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型經濟體，也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寶貴經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也選擇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體現出了“三個自信”，不僅給兩岸及港澳青年的交流交往打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平台，還給我們如何進一步融入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重要啟示。
粵港澳大灣區展現了戰略自信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旨在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眾所周知，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有五個：一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二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三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四是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五是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經過五年努力，大灣區綜合實力不斷增強，體現在基礎設施的“硬聯通”、政策機制的“軟聯通”、經濟一體化、民生融合、國際化成就等方方面面，粵港澳大灣區以不到全國1%的國土面積、5%的人口總量，創造出全國11%的經濟總量，成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了“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為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指明了方向。可見，中央繼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意志非常堅定，相關政策也在實踐中變得愈加成熟。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相繼提出並推進了具有“發展引擎”作用的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河套方案，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者和創新技術團隊對粵港澳大灣區表現出日益濃厚的興趣與意願。
我們可以看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體現了國家頂層的戰略設計，貫穿了中國發展理念與全球戰略佈局的深刻考慮，有充分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新時代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意義。
展望未來，粵港澳攜手打造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走出高質量發展之路、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特質的大灣區是勢在必得，必定成功的。對此，兩岸及港澳的青年人需正確認識到國家頂層戰略設計的重大意涵，並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抱有充分信心。
粵港澳大灣區彰顯了制度自信
眾所周知，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灣區有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這幾個灣區的規劃和建設都是在同一種社會制度、同一種體制的框架內進行。與它們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大灣區之間的合作既不同於國際的區域合作，也不同於國內省際區域合作，開世界未有之先例。從五年實踐來看，這種制度性差異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特色和優勢所在。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區，展現了在堅持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如何實現兩種制度的有機結合與協同發展。通過制度的靈活性和政策的協調性，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在經濟、法律、科創等多個領域實現融合和合作。
更為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靈活協調的制度創新給“兩制”台灣方案帶來啟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港澳國際化的獨特優勢和廣東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優勢，妥善化解“兩制”差異下可能產生的發展障礙，而這樣的平等協商、聚同化異的特點正是共商“兩制”台灣方案過程中的必要元素。台灣青年人也可以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過程中來，親身體驗這種有共同建設目標及各自制度優勢綜合在一起的良性制度，更加全面理解“制度之異”帶來的“制度之利”。一言以蔽之，大灣區成功實現了不同體制下的互補與協作，充分體現了制度自信，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生動案例，對港澳青年益處多多，對台灣青年也一定有吸引力。
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框架內將實行“兩制”的地區有機結合為一個“區域性發展共同體”，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新探索、新實踐、新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與成功，必將為國家實現完全統一提供豐富的內涵與強大的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凝結了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我們都應該採取學習借鑒的態度，都應該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中的優秀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就是說，對一切文化、一切文明保持積極開放的態度，顯示的是自信的胸懷、自信的理念。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正是一個彰顯中國文化自信的最佳範例，這里有鮮明特色的嶺南文化，也有不斷傳承、創新、發展的中華傳統文化，還有濃厚的西方文化元素。粵港澳大灣區是以我為主、匯通中外文化以綜合創造新文化的寶地。
因此，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流的大灣區，不排斥其他先進的文化、不排斥具有不同特色的台港澳文化、不排斥推動新時代民族文化的融合創新，必然有助於兩岸及港澳青年在文化上加強溝通，共同增強文化認同感，乃至提升民族自豪感。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裏有獨特的歷史積澱和地理區位優勢，是連接中西的天然橋樑。我們不僅可以通過大灣區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軟實力，也可以通過動人的“中國故事”吸納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先進文化的精華，將大灣區鍛造為最國際化的開放區域，成為中國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的領先之地。
總而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在近年來的發展中體現了上述“三個自信”，在兩岸及港澳青年交流融合過程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連接器和催化劑的角色，通過多領域的互動與合作，為兩岸及港澳青年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重大機遇和廣闊空間，同時也為兩岸及港澳的社會融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用“勇立潮頭”這個詞點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成就，可以說，大灣區有大未來，這裏的發展前景十分光明，前進動力十分強大。兩岸及港澳青年應該抓住時代賦予的寶貴機遇，實現個人夢想的同時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自己的青春力量。
黃繼朝：特朗普當選對台商台青在大陸發展的可能影響
第一，台商台青主要以觀望徘徊心態為主，特朗普當選後，他們的心態可能呈現更加複雜矛盾的兩面狀態。
面對新形勢下的中美經貿關係與兩岸關係，大多數台商台青之前主要以觀望徘徊心態為主，但特朗普上台後，台商台青在大陸發展的消極逃避態度將有所提升。同時，不同年齡段、不同產業的台商台青呈現一定區別。美國大選之前，台商台青雖然對台海局勢抱有較強的“三不”感知，即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但與前幾年相比，台商台青對於在大陸發展的正向認知有所增長，信心與意願有一定增強，總體來說，對在大陸投資發展還是徘徊觀望為主。
首先，隨著中美經貿競爭逐漸常態化，美國的一系列制裁打壓手段，大陸的應對策略也越來越成熟有效。這也讓不少台商台青不再過度恐慌急於撤離，逐漸習慣“選邊站”壓力，對大陸的信心有一定增強。其次，大陸加快經濟發展轉型的新機遇以及惠台措施的不斷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台商台青留在大陸發展的積極意願。前兩年受到政治、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台商台青對大陸投資的實際金額有所減少，島內外一些媒體民調大肆渲染台商台青大規模撤出大陸，但實際上大多數台商台青衹是考慮轉移，並未真正行動，更多還是持觀望姿態。2022年10月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相關報告也顯示，儘管有一部分受訪台企表示已經把部分業務轉移到中國境外，但稱正在考慮、尚未行動的比重最大，占33.2%。
進一步來看，特朗普再度上台後，台商台青在保持觀望姿態的同時，預計其心態將更加趨向一種更加複雜的兩面狀態。一方面，他們可能覺得所面臨的“選邊站”壓力與台海安全風險感知都將強化，乃至超過大陸發展機遇的誘因，進而從觀望徘徊轉向消極逃避。簡言之，2024年美國大選與台灣地區大選所映射的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可能惡化的苗頭，將使一部分台商台青對於在大陸發展持更多保留態度。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再度當選之後台灣對美國疑慮呈現顯著上升，預計將給美台關係特別是美國“協防台灣”的安全承諾帶來更多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11月美國大選後的民調反應，台灣人樂見特朗普當選的比例為31.2%，相比4年前大減21.8個百分點，而不樂見的比例高達44.2%，增長12.8個百分點。調查同樣顯示，有高達57%的人表示不相信特朗普政府會協防台灣，僅有不到三成的台灣人相信，不相信者接近於相信者的兩倍。與2021年10月的調查相比，相信者下降了30.5個百分點，不相信者激增27.4個百分點。
從特朗普及其團隊的涉台言行及其交易主義思維來看，特朗普當選後不僅美國對台政治安全承諾的穩定性將受到衝擊，而且台灣被交易、拋棄的風險也有所上升。對美不信任的增加很可能會促使部分台商台青更願意押注大陸，試圖通過深度扎根捆綁大陸來規避台灣被美國交易或拋棄產生的風險。
第二，以年齡差來分析，儘管都持觀望心態，但與年老一輩台商相比，台青與青年台商在大陸發展投資的意願可能更積極，信心也更足。
首先，近年來台灣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所帶來的壓力，多是由台灣青年承擔。台灣經濟社會結構自身弊病，加之蔡英文與賴清德當局的政治操弄，使得台灣青年在島內的發展機會與出路受到很大限制。相比之下，大陸經濟的活力與開放、大陸針對台青與青年台商就業創業的一系列優惠措施以及兩岸同文同種等因素，都有助增加台灣青年在大陸投資發展的意願。尤其是大陸近兩年大力推動的數字經濟、新基建投資等戰略，為一些富有創新思維與技術特色的台青與青年台商提供了豐富契機。比如越來越多的台青熱衷於利用抖音、嗶哩嗶哩等自媒體平台創業。
其次，與老一輩相比，由於存在服兵役壓力，台青與青年台商“求和平求穩定”的安全意識可能更強。《遠見民意研究調查》進行“2023民心動向大調查”結果顯示，若兩岸開戰，最願意上戰場的族群為50至59歲，最不願意上戰場的族群為20至29歲。換言之，由於擔心自己上戰場，台灣青年更有可能希望通過兩岸交流來維繫兩岸聯結紐帶，從而增加台海穩定因素。美台2024年大選選情所反映的的兩岸關係與中美關係有可能惡化的勢頭，雖然會打擊老一輩台商在大陸發展的積極性，但對台青與青年台商的積極性的影響，卻更多是中性的或者正面的。換言之，對於特朗普當選，台青與青年台商或者感受不到，或者更有意願維持在大陸的發展或投資。在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均呈現不穩波動的台海局勢下，大陸顯然比台灣可能更有安全感，相比老一輩台商有餘力轉往第三地，台青與處於創業初期的青年台商選擇來大陸“避險”，可能屬於最優選項。
通過與一些在大陸高校工作的台青訪談發現，他們對於當前的穩定工作還是較為滿意的。有台青提到，特朗普當選對於已經在大陸就業發展的台青和青年台商並沒有太大影響，但在民進黨當局與部分台灣媒體的渲染炒作與認知戰作用下，部分尚在台灣的台青赴大陸發展的意願可能會受到影響。
第三，以產業別來分析，先進技術產業的台商比如台積電、聯發科等對於在大陸投資發展的顧慮會更大，在觀望之餘會更多考慮轉移產能或在地轉型問題，而傳統製造業、金融服務、農林業、數字經濟等產業的台商則可能更傾向於維持乃至伺機擴展業務。
一方面，在中美技術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產業鏈上過度依賴美日的先進技術電子企業比如台積電所面臨的“選邊站”壓力首當其衝。美國不僅大力拉攏台積電赴美設廠，而且通過出台《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組建“芯片四方聯盟”等串聯台灣芯片巨頭企業共同對大陸展開技術封鎖，明確要求他們限制大陸業務。2022年8月，美國出台《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通過加徵關稅、技術阻斷和重構供應鏈等方式限制中國獲得尖端芯片和先進半導體，這使在陸高科技台企面臨關稅和貿易壁壘的挑戰。據統計，在美國對華科技戰和貿易戰的雙重影響下，台企在陸設廠的競爭力明顯下滑，從大陸出口到歐美的產品預計增加少則20%、多則40-50%的關稅。一旦特朗普繼續增加關稅至60%並進一步提升對華經濟與科技封鎖圍堵，先進技術台企無疑將面臨美國更具強制性的“選邊站”壓力。同時，在減少對大陸經濟依賴的所謂“安全化”思維的作用下，賴清德當局不斷擴大對與大陸高科技貿易和投資的限制，這也使得先進技術產業台商不得不謹慎考慮其大陸業務的發展。
在此背景下，一些先進技術台企不得不進行部分產業遷移，以緩解壓力、降低風險。廣東省電源龍頭台達電子除了維持現有大陸的研發和產量以外，還新增了印度、美國、歐洲等佈局。知名電子企業東莞驊國電子也將部分受影響的產品線轉往東南亞。但全國台企聯副會長、驊國電子董事長陳宏欽表示不完全是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也是企業成本增加產業轉移的長遠戰略所推動。
另一方面，與先進技術產業台商相比，製造業、金融服務、農產品、數字經濟等產業台商所面臨的“中美選邊站”壓力顯然更小，其面對的台當局“安全化”限制也較少。與此同時，在大陸雙循環、新基建、鄉村振興等以內需為核心的經濟戰略背景下，具有一定特色與優勢的製造業、金融服務、農產品、數字經濟等產業的台商將在大陸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機遇，若大陸方面再給予相應的優惠措施，預計這些產業的台商將會有較大意願維持乃至擴大在大陸的投資生產。當然，類似台積電等先進技術產業台商也可能推動相關業務就地轉型，在降低“選邊站”與“安全化”限制壓力的同時，迎合大陸新時代機遇以實現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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