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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950-1961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送出國進修人數 |
中評社╱題：美台教育交流及其政治影響分析（1979-1987） 作者：包圓圓（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美國丹佛大學訪問學者；劉澈元（桂林），通訊作者、廣西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桂台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後直至“解嚴”前（1979-1987），教育援助金額在“美援”中占比巨大，此一時期的美國對台援助經歷了軍事-經濟-教育三個階段。通過分析美對台教育援助的重點領域與台灣政治人物和社會精英的培養之間的關係，本文發現教育交流是美國對台施加政治影響的重要抓手，廣泛而深入的對台教育援助為美國在台灣島內培養出了大批親美精英，他們成為台灣社會決策層并掌握話語權，從而形成親美理念的代際傳承。教育交流還對台灣政治文化傾向和民衆政治理念的形成產生直接影響。以美台教育交流為參考，大陸通過教育交流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化兩岸青年情感連結、以大陸台生為支點培養兩岸融合發展的社會力量，進而塑造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的正面力量，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是影響兩岸統一的最大外部因素。從台灣社會自上而下廣泛存在的“親美”情結來看，美國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并非短期內形成的。本文通過剖析台灣與美國“斷交”後至國民黨當局“解嚴”前（1979-1987）美國對台“文化外交”戰略產生的背景、動機及其意義，揭示美台教育交流的本質。研究發現，美國藉“援助”的名義與台灣開展的教育文化交往中，受資助對象主要是當時台灣社會中身處要職人員和青年群體。美台教育交流為美國在台灣培養了大批親美的社會精英，藉助他們的影響力，美國政府實現了對台文化傳播及培植“親美”政治認同的戰略目的。本文之所以選擇“解嚴”前的美台教育及文化往來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在這一時間段海峽兩岸交流處於高度封閉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幾乎壟斷了所有外來文化輸入台灣的管道，對台灣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政治理念的塑造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研究發現，美國以文化交往之名實則推廣其價值觀、進而達到影響台灣社會思想的政治意圖。文章的分析結果為當前兩岸融合發展的機遇與挑戰提供歷史性解釋，也印證了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大陸通過教育方式培養台灣青年力量和社會精英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分析美國政府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在台灣社會產生的政治影響，有助於我們全面理解美台關係發展的根源性、結構性特點。
一、美國“文化外交”戰略下的對台教育援助
對文化外交的既有研究文獻表明，從美國建國之初開始，文化外交在美國處理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軟實力的定義，文化外交是政府用來和其它國家打交道的工具，通過大量的文化交流，能够提升政府的國際影響力和在其它國家的受認可程度。曾任美國駐荷蘭大使的辛西婭·施耐德（Cynthia Schneider）認為，文化外交可以成為促進相互理解和樹立國家正面形象的有力工具。尼古拉斯·庫爾（Nicholas Cull）認為文化外交不僅能消除一個國家的負面看法，還能在此基礎上與其他國家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則從傳播學角度考察了文化外交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并肯定了它作為促進美國價值觀傳播和提升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在對具體的美國對台文化“外交”的案例研究中，趙綺娜認為1951-1970年間，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台灣的管道，并從四個方面考察了美國對台灣開展文化“外交”的主要目標，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即“增進台灣人民以及東南亞華人對美國‘反共’政策之信心”。沈惠平曾通過三種主要開展形式考察了美援時期美國對台所開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動，他認為這一時期美國在台的系列行為是導致台灣社會日益“西化”或“美國化”的重要原因。
（一）美國對台“文化外交”的背景
美國的文化外交概念起源於20世紀初，1938年，美國政府在國務院內設了文化關係司，後更名為文化事務辦公室。該辦公室負責通過各種舉措在海外推廣美國文化，包括贊助巡回展覽、文化交流以及美國文學、音樂和藝術的傳播。1950年至1970年是美國文化外交的鼎盛時期，富布萊特計劃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項目。在台灣“戒嚴”期間，美國以“文化外交”的形式加強其在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其主要目標之一是對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影響。在此期間，美國政府與台灣建立了多項文化交流項目，派遣美國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到台灣表演和教學，同時也將台灣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送往美國交流。美國政府同時支持在台灣建立文化機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市立美術館。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前，杜魯門政府曾一度打算“放棄台灣”，認為“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它一點也不特別出色或者重要”。但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對台政策產生逆轉，美國不僅捲入朝鮮戰爭，也開始干涉中國內政，阻撓台灣與大陸統一。伴隨著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聯合國和雙邊關係中的均勢和外交鬥爭的全面展開，美國逐漸形成“遏制”和“孤立”中國大陸的政策，轉而對台灣開始提供大規模軍事和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台灣所開展的“文化外交”正是服務於其在該地區保持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戰略，為加強美台關係和提升台灣民衆對美國的認可形成了鋪墊。
（二）美國對台“文化外交”的動機
美國對台灣開展“文化外交”的主要動機是實現台灣社會對美體制與價值觀的認同與依附。一方面是美國與蘇聯爭霸，宣揚其價值觀體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台灣是美國作為其在亞洲打造“民主樣板”的存在，對台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政策也服務於此目標。美國政府經歷朝鮮戰爭之後認為有必要在這個與大陸暫時隔離的島嶼施加美國的戰略影響。主要是通過援助方式，開始對台灣從軍事、經濟到教育開展支持。
1949年10月6日，美國國務院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美國對台立場的報告（NSC37/8號文件）。文件中引用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如果沒有美國的軍事占領和控制，台灣可能會在1950年底被中共控制。”文件做出的判斷是美國應該“致力於采取外交和經濟手段阻止中國共產黨占據這些島嶼”，因為美國采取軍事行動“會使中國共產黨因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而贏得支持，從而妨礙我們利用中國對付蘇聯”。①基於上述戰略動機，1950年2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特別法案，向台灣當局提供1.08億美元經濟援助。從1950年至1957年，為支持台灣在冷戰環境中與大陸抗衡，當時的對台援助以軍事援助為主，并於1954年12月與台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以助台灣與大陸對抗。
20世紀60年代初，金門炮戰後台海形勢日趨穩定，美國對台政策開始由軍事援助下的武力控制逐漸轉向經濟援助和教育交流包裝下的思想和文化控制。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建議消減“軍援”金額以“將更多的錢用於經濟援助，尤其是開發貸款”。②1961年至1967年間美國對台灣增多了以“援助”為名的國際借款。經濟上對美高度依賴使台灣當局衹能接受美國在其他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條件。美國對台援助體現了它的實質，美援的目的并不是以台灣的經濟政治發展為前提，而是通過美援來對台灣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以強化台灣對美國的依賴，最終使台灣按美國設想的方向發展。
（三）美國對台“文化外交”的手段
美國對台“文化外交”戰略下的教育交流在台灣社會獲得了很高的認可。美國在這一階段以教育為手段所開展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動不僅為美國在台灣根植出了一批在台灣社會中具有政治決策權和社會引導力的群體，也讓台灣從政治到社會產生嚴重對美依賴與認同。大批赴台的美國官員及專家團體與主持台灣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群體之間形成了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 (Joseph Nye) 所提出的 “跨政府關係”。通過這種關係，美國對台灣的制度、戰略和文化發展施加了廣泛深入的影響。③
台灣“行政院”下設的“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後更名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其經費的86%來自美國。“國科會”是“美援”在台灣培養高端人才的代表，1950至1961年間送往美國進修的人數占境外進修人數的77%（如圖1所示）。設於台灣北、中、南部“美國領事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負責開展各類文化活動，長期向台灣深入宣傳美國文化。人才援助和培養是美國向台灣輸出其意識形態的主要方式。美國在台灣的教育交換計劃是培養本省人對美國的好感，提高本省人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工具之一。④受“美援”影響的主要對象是精英和受教育階層，他們在社會具有影響力和引導力。交流除“政府”公派之外，還實行自費留學考試，據統計有幾乎半數的台灣受教育青年有赴美學習經歷。美方也曾承認一般曾經受邀訪問美國的人，對美國、美國制度懷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成為美國官員與台灣黨、政高層溝通的管道。
［圖1：1950-1961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送出國進修人數］
二、美台教育交流對台灣的影響
美國藉助教育援助的手段，配合完備的監管機制落實政策，使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國雨”快速淋入台灣。在台灣社會形成了從社會精英到青年群體自上而下的對美好感，認同美國文化，甚至對美高度依賴。這種“隱形力量”影響下的認同和依賴不僅為美國培植了大量親美的政治精英，也對台灣的政治文化傾向和政治理念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對台灣社會精英的培育
精英階層的塑造和人才教育是形成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美國在台協會辦事處前處長張戴佑（Darryl N. Johnson）曾在1999年的一場演講中說：“60%的現任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在內）都有美國大學的博、碩士學位。依我的觀點，教育是美國對台灣最重要的輸出，因為其價值是延續且逐漸倍增。”1951至1965年期間，在美援技術協助計劃下赴美研習的台灣技術人員，占出島研習總人數的65%。⑤在政治精英的塑造方面，以台灣“國安會”為例，從陳水扁時期開始的歷任“國安會”秘書長多數都有美國教育經歷。其中，陳水扁時期第一位“國家安全會”秘書長莊銘耀曾在美國高級軍種學院之一的海軍戰爭學院指揮作戰班深造。邱義仁作為民進黨創黨成員之一，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81），他在美攻讀碩士期間，就開始主張台灣建立有組織的反對黨，進而推動民主化運動；其所屬的新潮流系，也成為民進黨的重要派系。現任台灣“遠景基金會”董事長的陳唐山曾在1964年申請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於奧克拉荷馬大學攻讀碩士，并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組成了台灣同鄉會，宣揚“台獨”理念；後又於1972年取得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并在1973年進入美國聯邦政府工作，1982年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成立後，出任首任副會長；還擔任台灣國際關係中心（CTIR）負責人，負責開展對美國會游說工作。
馬英九時期的“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975）和哥倫比亞大學（1980）先後攻讀碩士，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1984），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1984）。胡為真曾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袁健生曾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安全管理班學習。金溥聰曾在德州理工大學傳播所取得碩士，後又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博士學位。高華柱曾先後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工程管理系、美國紐約聖若望大學東亞研究所進修。
蔡英文時期的“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曾取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政治學碩士（1982）、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1989）。李大維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取得外交事務碩士（1980）和博士學位（1986）；2019年5月，李大維赴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美國國安顧問博爾頓會面，製造了台灣與美國“斷交”後的首例高層級往來。在蔡英文、賴清德當局都擔任“國安”高層的顧立雄曾獲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學位。
除了青年學生在美國接受教育，當時在台灣社會擁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群體也是美國政府邀請的對象。因為精英階層在社會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美國政府希望他們回到台灣之後，能够表達他們對美國的好感，甚至能够將美國的制度、價值、生活方式介紹到他們所在的地方。受邀訪美的“領袖”和“專家”名單涵蓋了台灣黨、政、文化界的精英。⑥美台教育交換項目中著名的史墨法案，美方挑選赴美人士的重要標準就是他們回國之後是否能可靠、有效地向台灣民衆介紹美國的情況。經過美國塑造的精英們返台後步入更重要的位置用實際行動踐行美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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