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後太陽花世代’的“疑獨”轉向、原因及促融路徑” 作者：王藝樺（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至今，受該事件所塑造的政治環境、社會思潮、輿論氛圍等影響的“後太陽花世代”出現了與上一世代明顯的認知區隔，“太陽花世代”身上的“反中”“疑中”標簽正被“後太陽花世代”的“疑獨”標簽所取代。“後太陽花世代”通過新媒體平台，看到更真實的中國發展，無感於政黨的污名化宣傳，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消退，個體政治參與理性回歸，更期待改變民生的政治領導者，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下，他們“支持民進黨”的政治效應延續性出現斷裂。“後太陽花世代”從群體反服貿到促經濟、不排斥“中國人”身份認同、堅決反對成為“台獨”犧牲品的態度轉向，為現階段推進兩岸融合創造了新機遇。
202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兩岸青年好，兩岸未來才會好”。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兩岸青年在國家統一進程中的極端重要性，為新時代做好台灣青年工作提供了戰略指引。歷史既是過去，亦是未來，“野百合學運”“野草莓學運”“太陽花學運”串起了台灣不同青年世代的成長歷程，台灣青年世代統“獨”立場也隨著島內環境變遷出現“反威權”“反中”“反統一”的變化。尤其是在大陸發展進入新階段後，中央對台工作效應不斷強化，島內“後太陽花世代”開始質疑“台獨”政黨的政治“洗腦”，島內年輕族群在2024年台灣兩項選舉中的投票行為，顯示島內已出現“疑獨世代”。“疑獨”必然催生台灣新世代的政治轉向,這成為現階段推動兩岸融合的新機遇。
一、“後太陽花世代”的“疑獨”轉向
“後太陽花世代”或“後318世代”主要是指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後，受該事件所塑造的政治環境、社會思潮、輿論氛圍等影響的台灣民衆群體，包括當時參與運動的年輕人隨著時間推移，觀念可能進一步固化或變化，以及後續在這種“反中”“疑中”政治生態下成長起來或者受其左右觀念的人群。現在的他們正展現出與“太陽花世代”明顯的認知區隔。
（一）從群體“反服貿”到促經濟
以2014年3月18日抗爭者衝進台灣立法機構為坐標，到4月10日退場為止，為期24日的“太陽花學運”（亦稱“318學運”）劇烈衝擊台灣社會，并為台灣的群衆運動開啓一個新的時代。這場運動的導火綫，來自於台灣青年群體認為馬英九當局未經逐條審查就試圖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僅會損害台灣經濟，更會為大陸提供更多在政治方面“控制”台灣的“籌碼”。這場運動的參與主體也被標記上了“太陽花世代”這一新的世代標簽。由於參與者是通過網絡號召快速聚合，“太陽花世代”的群體特徵被定義為是備受政黨網絡宣傳策動影響的、對兩岸差距威脅感知強烈的非理性青年政治參與者。這部分群體也成為後續民進黨宣傳動員拉取選票的主要對象。
“後太陽花世代”“支持民進黨”的政治效應延續性出現斷裂。在2024年1月的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即便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勝負差距卻明顯縮小。相比“太陽花世代”對蔡英文2020年勝選的群力支持，這一次，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衹獲得了約40%的選票，顯示大多數台灣選民將票投給了支持主張與大陸加強關係的反對派。其中柯文哲領導的民衆黨備受矚目，得到了Z世代，也就是1997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大力支持。對此，“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丘琦欣（Brian Hioe）指出，“現在千禧世代（“太陽花世代”）對Z世代非常關注”，而關注的核心問題是“Z世代會同樣積極參與政治嗎”①。事實上，“後太陽花世代”并非對政治無感，反而更關注政治能否帶來符合他們切身利益的“實感”議題。在202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前的競選期間，柯文哲在黨內提出了重啓服貿協議的想法，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隨後，YouTube頻道《街頭有派對【木炭民調】》在2023年6月29日對於“是否支持重啓服務貿易協議”進行了網絡民調，不到十小時，投票數已高達5000人次。其中，23％的民衆表態“支持”、50％的民衆“傾向支持”、9％的民衆“沒意見”、11％的民衆“傾向不支持，但部分內容可談看看”，僅7％的民衆明確表態“不支持”②。就數據來看，台灣多數民衆傾向於支持重啓服貿，并且根據台灣青年世代“網絡居民”的特性，參與這項民調的是以青年居多。可見，不論是“太陽花世代”還是“後太陽花世代”，都希望在兩岸關係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但前者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措施，而後者更為理性化。“後太陽花世代”的部分年輕人認為2014年人們抗議的并非服貿本身，而是當局試圖推動協議通過的方式并不公正。另外也有部分聲音支持兩岸服貿協議，認為“太陽花學運”破壞了大陸市場可能為台灣服務業帶來的利益，包含稅收減免及更廣大的市場。這種變化映射出“後太陽花世代”與“太陽花世代”對待兩岸關係明顯的態度差異。
（二）不排斥“中國人”身份認同
從蔡英文時期開始，民進黨積極塑造台灣本土的民族主義，將台灣社會“愛鄉護土”的樸素情感同台灣本土民族主義混淆、捆綁，著意拼凑“台獨”的民意基礎。“太陽花世代”多數在當時衹是20歲出頭的學生，他們經常被上一代批評為對政治冷感的“草莓族”，“太陽花運動”不僅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也給他們冠上一個新的世代標簽—“天然獨”，這一代的年輕人被劃分到衹認同自己“台灣人”身份、不再有“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群組內。
台灣的政治光譜在十年後正發生著一些新的變化：民衆的“民主”激情趨於理性化，統“獨”議題的“對抗性”弱化，新世代中間選民更多地轉向追求個人發展的願景中。年輕人認同出現了積極的轉變。因應台灣教綱改革影響，台灣年輕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較低，但他們這一世代出生和成長的過程卻是中國崛起的過程，他們傾向於認同“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台灣上一代人對大陸的成見并沒在新一代這裡得到延續。台灣“民意基金會”2024年12月針對20歲以上的台灣民衆身份認同進行民調，相比2024年6月的上一次調查結果，此次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人認同略減0.7個百分點，雙重認同者（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下滑0.5個百分點，中國人認同上揚3.5個百分點，且中國人認同超越雙重認同，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稱“實為罕見”。Relanding Design創辦人翁群翔，也是“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亦指出“太陽花世代”與下一世代對於中國大陸認知存在鴻溝。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明確堅持不跟中國大陸在一起，“不論服貿或習馬會，一切都不要”。但現今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創業環境、影視業的發展，覺得“科目三”(Tiktok知名歌舞挑戰項目)無害，已經看不到“政治迫害”或“言論限縮”③。民進黨當局原先針對兩岸直接輸出的意識形態區隔正在弱化。
（三）堅決反對成為“台獨”犧牲品
目前，台灣新世代已經開始對“台獨”的洗腦政策產生質疑，據台立法機構預算中心報告，近年台軍志願役人數逐漸降低，截至2024年6月，台軍的志願役人數為15萬2885人，較近年來志願役人數最高的2021年的16萬4884人，減少了約1萬2000人。選擇賠錢提前退伍的軍士官人數四年間暴增四倍。而2025年度的防務預算中，志願役的“預算員額”僅為16萬0749人，創下2020年以來的新低。主要是因為台灣年輕人不願意為“台獨”打仗。賴清德在回應大陸發布刑事懲“獨”《意見》時曾聲稱，“在大陸眼中台灣衹有統一促進黨不是‘台獨’”“最重判死刑，台灣九成民衆恐受波及”。④台灣青年欣然接受了“台灣人”的身份設定，但非常強烈地反對“被台獨”的劃分。對此，台灣時事評論員蘇恒分析稱，當台灣不斷強化所謂“整體防務能力建設”時，當兩岸情勢越來越緊張、面臨兵凶戰危風險時，台灣年輕人意識到如果他們去當兵，很有可能是被送往前綫作戰的第一批人，這是他們所不願面對的，所以他們選擇提前退場，不願為“台獨”賣命⑤。台灣2024年12月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與10年前相比，認為戰爭風險升高的受訪者達55.9%⑥。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左正東也指出，島內年輕人多數認為賴清德的政策可能導致戰爭，同時也不同意民力與高中生青年服勤計劃，顯示島內年輕人的態度變化，值得關注。⑦可見，台灣新世代對“台獨”的風險危害認知愈發清晰。
二、“後太陽花世代”的“疑獨”原因
“後太陽花世代”的“疑獨”變化是由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趨向。不斷擴大的中國影響力、通達的新媒體信息、多元的個人需求與傳統政黨政治間的矛盾衝突等等都是推動台灣新世代“疑獨”轉向的重要作用力。
（一）新媒體信息通達，“雲交往”看到更真實的中國發展
與“太陽花世代”不同的是，“後太陽花世代”的網絡使用、網絡政治參與、網絡文化適應性更強。“後太陽花世代”深受新媒體影響，可謂是“握著鼠標出生的一代”，是互聯網第一代原住民。這一世代青年所具備的網絡共性為兩岸融合開闢了新空間。雖然民進黨當局透過限流、屏蔽等手段，有意減少台灣民衆觸及大陸信息，但兩岸新世代青年仍可通過小紅書、抖音、淘寶等新媒體平台進行熱絡的交流。“後太陽花世代”因喜愛大陸的新媒體平台，已經開始積極學習打簡體字，并對平台中宣傳的大陸流行文化產生認同，不再一味地走意識形態對抗路綫。對此，“太陽花運動”的親歷者直言“Tiktok(海外版抖音)等社群平台的普及，使得台灣年輕世代眼中的中國大陸不再是‘看得見的威脅’，而是充斥文化娛樂互動，不僅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從經濟轉向生活，感受‘威脅’的強度也在減弱”⑧。此外，台灣這一世代年輕人的成長環境充斥著民進黨意識形態的“認知戰”宣傳，同時他們也利用新媒體“雲見證”著中國大陸的發展與崛起，這種差異性的“認知衝突”實際上也反向讓台灣新世代對中國大陸有了更為客觀的瞭解，并激發他們探索“真正中國”的好奇心。自稱“國際美人”的百萬Youtube網紅鍾明軒在親自赴陸後改變親綠立場，其“要實際到訪過，才有資格評論”的感悟引發了衆多台灣年輕世代的共鳴和追隨，不少來過大陸的台灣青年也紛紛在網上響應，鼓勵島內民衆“來看看真實的中國大陸，不會失望”。
（二）個體政治參與理性回歸，更期待改變民生的政治領導者
“太陽花世代”作為台灣政黨惡鬥下“犧牲品”的經驗教訓影響深遠。一方面，民進黨在贏得選舉後卻未能實現其對選民的選舉承諾。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直言，“太陽花”衹是一場“協助民進黨上位的政治動員運動”⑨。尤其是年輕人期待的改革，并未在“太陽花世代”進入政壇後有所變化，反向人們見證了“太陽花世代”的快速泡沫化。2022年的“九合一”選舉讓“後太陽花世代”目睹了“學運世代”的退潮，不少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青年地方議員落選，2024年民意代表選舉，更是僅有少數人當選，“太陽花世代”在政壇快速隕落。
究其緣由，“後太陽花世代”成長在物質豐裕的時代，他們對傳統政治釋放出的宏觀性政治議題關注較低，反而對在網絡中接觸到的與其日常生活關聯性更高的多元議題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這無形中塑造了該世代新的價值追求。面對長期“一黨執政”且惡鬥醜聞頻出的民進黨，“後太陽花世代”更關注該政黨能否解決現在台灣年輕人低薪、買不起房的現實問題，快速增長的生活需求極大地提高了他們對民生相關政策的期待，他們期待民進黨能有所改變，并把民進黨執政下的民生問題視為政黨政績考核的焦點。若民進黨在民生安定問題上的表現持續令人失望，“後太陽花世代”對其支持度難免下滑。雖然台灣近些年的選舉呈現出明顯的“世代割裂”現象，即年輕人大比例支持綠營，藍營僅能得到部分中老年人的支持，不過，在202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現象，年輕世代從過去支持蔡英文，到現在部分轉向支持柯文哲，其中不乏大量的高中學生支持柯文哲。這些舉牌支持柯文哲的年輕群體被稱為“小草”，“小草”的本質，就是“島內‘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壓迫，發出的怒吼。他們缺了領路人帶他們走向正確的道路，加上島內長期缺乏左派論述，也不瞭解何謂‘階級意識’，才被民進黨誤導，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大陸害的’，以至於成了‘太陽花運動’主力，反對服貿與貨貿協議”⑩。賴清德當局在選後對柯文哲的“司法打壓”更進一步激發了“後太陽花世代”對民進黨的支持轉向，這些“小草”們并沒有如民進黨所期待的支持回流，“成也青年，敗也青年”的陰影正籠罩著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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