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人民幣結算體系遭遇挑戰。作為離岸人民幣的重要運營平台，香港在推動人民幣於中東地區的使用方面一向扮演著關鍵角色。特別是在能源結算、貿易融資及跨境支付等方面，香港不僅提供了制度支持，也建立了成熟的操作機制。當美國試圖重建以美元為核心的能源貿易體系，並以戰略手段鼓勵中東國家回歸美元結算模式之際，香港所建立的人民幣結算格局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其在能源貿易中的主導地位長期穩固。若美方進一步透過政策壓力、制度激勵或安全承諾等手段，加強對中東國家的結算影響力，人民幣在該地區的使用空間勢必會被壓縮。
對於香港而言，這不僅意味著業務模式的調整，更將影響其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此外，結算體系的國際化是一項長期工程，其中涉及信任建構、法律配套、風險管理與技術支撐等多個層面。若香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遭遇來自美元體系的強烈反制，其制度優勢可能被削弱，進而影響整體金融穩定性與可持續發展性。
其三，科技與產業合作受限。過去幾年，中阿科技合作快速升溫，涵蓋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數碼基建、綠色能源等多個領域，香港亦在其中發揮了技術轉化、資本對接與產業孵化的多重作用。但隨著美國加強對中東地區科技戰略的介入力度，並重新構建與阿拉伯國家的產業鏈與技術合作框架，中國企業在中東的參與空間或將受到壓縮。
當地緣政治重新主導科技合作格局時，中東國家在技術選擇與產業夥伴決策上，將不得不考量美國的政策導向與安全立場。這或導致部分原本與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建立合作關係的中東企業，轉而選擇更為“政治中立”或“政策友好”的合作夥伴，從而削弱香港科技服務輸出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更進一步說，香港科技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往往依賴內地的研發能力與供應鏈支撐，若中國企業在中東遭遇限制，香港亦難以獨善其身。尤其在智慧建設、AI應用、通訊設備等敏感領域，香港科技力量的國際化推進將面臨重重障礙。長遠而言，這將對香港的創科定位與產業升級策略構成牽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