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營造國家統一外部環境的歷史借鑒與哲學思考 作者：閻德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縱觀世界歷史，國家統一始終是民族繁榮和文明進步的關鍵標志。掌握主動權，構建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核心要素。這不僅關係到國家安全和民族福祉，更需要基於深刻的歷史洞察和哲學思考去積極塑造。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中，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和遏制外部勢力的干涉，并將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作為一道底綫。同時，深入研究近現代世界史上國家崛起與受霸權國遏制的國家統一案例，并將中國的“大一統”“無為無不治”等實踐哲學融入當前全球治理的實踐中，主動塑造一個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的外部環境，這應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使命。
當前的國際秩序愈發走向不穩定、不確定的失序狀態。特朗普2.0政府為應對俄烏戰爭、巴以衝突等全球焦點問題，正在摒棄“自由國際秩序”的理念，構建“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且不惜以犧牲小國利益為代價，與其他強權一起重塑國際秩序。①這種美式帝國霸權的回歸無疑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產生深刻影響。為此，必須堅決反對和遏制外部勢力的干涉，鞏固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②
一、近現代史上國家崛起與統一的案例分析
縱觀近現代世界歷史，國家統一始終是構建現代國家的戰略基礎。一旦主權疆域實現了實質性的整合，統一後的國家往往能在多方面取得飛躍性的進展，并在世界權力格局中占據關鍵地位。回顧近現代國際格局的演變，哈布斯堡王朝時期的西班牙、黃金時代的尼德蘭聯邦、日不落帝國時期的英國、南北戰爭後的美利堅合衆國、鐵血政策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統一歷程，都是這一歷史規律的有力證明。
西班牙王國地處伊比利亞半島，其國家統一進程體現為多民族聚合與文化統合的歷時性建構特徵。自羅馬帝國設立行省以來，歷經西哥特王國的治理和摩爾人長達七個世紀的統治，這片土地逐漸孕育出卡斯蒂利亞、阿拉貢、加泰羅尼亞等多個政治實體并存的局面。在外部勢力不斷侵擾與內部政治文化多樣性的共同影響下，地緣政治的聯合逐漸成為各政治實體的共識。1469年，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與阿拉貢國王斐迪南的聯姻，為統一奠定了基石。他們共同領導對抗摩爾人的戰爭，并在1492年終結了伊斯蘭統治，建立了歐洲最早的統一中央王國。③通過王室聯姻與軍事征服相結合的統一模式，西班牙王國迅速構建了跨大西洋的殖民體系，并在16世紀發展成為全球性帝國。然而，其殖民擴張引起英格蘭、法蘭西等歐洲強國的貿易封鎖和聯盟對抗等系統性制衡，加之過度擴張而忽視本土建設的戰略失誤，導致其被新興帝國所取代。從歷史的長河中觀察，西班牙王國的統一不僅促進了卡斯蒂利亞語系的全球傳播，還構建了基於共同歷史記憶的民族認同框架，這種政治文化遺產持續影響著伊比利亞文明的發展軌跡。
尼德蘭王國（荷蘭的別稱）的統一，主要得益於內部各自治省份通過政治協商而非內戰的方式。16世紀前，尼德蘭等低地國家處於政治分裂狀態。1477年，該地區歸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版圖。由於遭受西班牙的宗教迫害、政治統治以及經濟剝削，當地人民對獨立的渴望日益強烈。北方省份因此爆發了長達八十年的戰爭（1568-1648），并簽訂《烏得勒支同盟條約》，建立了七省政治軍事聯盟，1581年宣告成立荷蘭共和國。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荷蘭的獨立地位才在國際法上得到確認，這一事件也成為主權國家體系取代帝國體系的重要轉折點。統一後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為荷蘭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關鍵支持，17世紀荷蘭迎來了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黃金時代，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然而，英國在統一後通過三次英荷戰爭（1652-1674）系統性地削弱了荷蘭的海上優勢；法國也發動法荷戰爭（1672-1678），加速了荷蘭的衰落。儘管荷蘭贏得了獨立，但其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和海軍力量，難以長期保持霸權優勢；西班牙為鎮壓荷蘭獨立耗費巨資，導致哈布斯堡帝國財政枯竭。這一案例揭示了國際體系中霸權轉移規律，為研究近代大國的統一與興衰提供了寶貴範例。
在英國本土歷史上，唯一一次政治實體的大一統即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1801–1922）的統一，它是漸進式軍事征服、實用主義法律整合以及經濟利益捆綁交換的綜合結果。英國，作為位於西歐一隅的島國，在羅馬人撤退後，進入了七國并立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諾曼底公爵威廉於1066年征服英格蘭，愛德華一世於1284年征服威爾士。然而，直到1536年《聯合法案》的頒布，法律整合才得以完成，同時為威爾士保留了“威爾士親王”頭銜。英格蘭與蘇格蘭在1603年形成共主邦聯，為後續的統合奠定了新教這一文化認同基礎。隨後，英格蘭利用蘇格蘭殖民巴拿馬失敗導致的財政危機，以經援為誘餌，輔以《外人法案》施壓，促使蘇格蘭接受1707年《聯合法案》，雙方合并為大不列顛王國，構建了經濟共同體。對愛爾蘭的統合并非平等聯合，在1798年愛爾蘭起義後，為防範法國干預，英國強行通過1801年《聯合法案》，將愛爾蘭納入帝國行政體系。通過權力讓渡與地方自治的平衡，用市場規則代替政治強制，以最小成本維繫帝國多元體系的統合模式，助推英國迅速成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世界強國和首個全球性帝國，為當代全球化提供了歷史參照。④然而，當維繫帝國的成本超過收益，且“自願聯合”的叙事被民族主義戳破時，帝國的崩解就不可避免，缺乏公平與包容的統一終將面臨合法性危機。
美利堅合衆國的統一，是制度妥協、軍事對抗、市場整合與文化建構等多維力量共同作用的非綫性歷史進程。北美大陸原為印第安文明的發源地，至18世紀30年代，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形成十三個殖民地。儘管分屬英國統治，但跨殖民地貿易催生了統一市場雛形，英語成為通用語言，美利堅民族意識逐漸覺醒。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1776年《獨立宣言》宣告了美國誕生。然而，1781年《邦聯條例》構建的鬆散邦聯制存在中央權力過弱等結構性缺陷。隨著西進運動的疆域拓展，催生了跨區域經濟整合的剛性需求。受到洛克“社會契約論”與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等憲政思想影響，以華盛頓、傑斐遜為代表的制憲先驅最終確立聯邦主義的憲政框架——既保留州政府的自治權限，又授予聯邦政府徵稅權、外交權、軍事權等核心主權。⑤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後，通過購買、兼并以及軍事征服等手段實現了橫跨兩洋的版圖。然而，奴隸制存廢問題激化的聯邦危機在1860年達到頂點，南方十一州脫離聯邦引發南北戰爭（1861-1865），林肯政府通過軍事勝利廢除奴隸制，完成了國家統一的法律重構。統一市場與聯邦政策推動了工業化飛躍，1894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統一也為移民融合創造了條件，形成“大熔爐”文化，但種族歧視長期存在。美國的複合型統一為其奠定了霸權基礎，19世紀末確立西半球主導地位，20世紀發展為全球超級大國，深度塑造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的統一歷程表明，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文化同質化與多元主義之間，持續構建動態平衡的政治共識，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這也為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借鑑。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統一是俾斯麥等政治精英利用國際機遇，通過強權武力、靈活的外交手腕，以及與國內保守勢力妥協的結果。自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後，德意志地區長期封建割據。1815年確立的“德意志邦聯”，由38個獨立邦國（自由市）組成，本質上是一個鬆散的政治聯盟，缺乏統一的國家治理體系。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激發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識，1848年革命雖然失敗，但為統一奠定了社會認同基礎。普魯士的崛起成為關鍵，其主導建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為統一奠定了物質基礎。1862年，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推行“鐵血政策”，通過普丹、普奧、普法三場王朝戰爭建立北德意志聯邦。他靈活運用外交手段、孤立對手、爭取國際支持，為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宣布成立，結束了長期分裂，形成了統一市場，德國迅速發展為歐洲頭號工業強國。統一後的德國保留了普魯士的軍事優先、威權統治傳統，未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卻開始推行“世界政策”挑戰英國霸權，打破維也納體系的力量平衡，法德矛盾成為歐洲不穩定的根源，三國同盟（德奧意）與三國協約（英法俄）對峙，為一戰埋下伏筆。⑥普魯士的“特殊道路”，既造就了德國的統一崛起，也使其成為最具侵略性的國家之一，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深刻影響了20世紀的歷史走向。
蘇聯的統一是意識形態動員、軍事強權與制度創新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創造了一個超級大國，也因內部矛盾與外部壓力走向崩潰。1917年俄國革命推翻羅曼諾夫王朝後，布爾什維克黨亟須建立統一國家，在列寧“民族自決權”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內戰（1918-1922）逐步控制各蘇維埃政權。1918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成立，與烏克蘭、白俄羅斯等蘇維埃政權簽訂了鬆散的同盟條約。1922年列寧反對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主張各共和國以平等地位自願聯合。同年12月，俄、烏、白及南高加索聯邦簽署《聯盟條約》，蘇聯正式成立。1924年憲法確認聯邦制，規定各共和國擁有退出權，但賦予聯盟中央對軍事、外交、經濟的絕對控制權。作為首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推動了非俄羅斯地區的現代化，促成二戰勝利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但其統合模式存在結構性矛盾，依賴領袖權威與意識形態共識維持統一，始終未能調和“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的根本矛盾，缺乏對民族差異的真正包容，聯邦制形式與集權實質衝突、“本土化”與“俄羅斯化”政策反復，加劇了民族認同危機，最終導致1991年蘇聯解體。⑦蘇聯興衰表明，社會主義制度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對於現代多民族國家治理來說，經濟公平與政策連續性是穩定關鍵，需平衡國家統一與文化多元，單純依賴意識形態或強權難以維繫國家認同。
近現代大國統一歷史顯示，國家統一模式多樣，受到歷史條件影響。大國崛起的動力在於統一後釋放出的系統性優勢，衰落則源於擴張成本和治理危機。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包容與平衡是雙重挑戰。民族政策的成敗關鍵在於權力分配的動態平衡，以及經濟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對於當代國家來說，國家統一不僅是權力格局的重塑，也是制度、文化與經濟的系統性重構，其成敗不僅取決於統一的手段，更在於統一後能否構建平衡、包容的治理體系，避免因內部矛盾或外部挑戰走向衰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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