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美國所謂的製造業回歸還面臨著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困難：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如果把製造業重新帶回美國，需要大規模更新改造其基礎設施。但無論是供電供水還是鐵路公路，美國當前都不具備製造業大規模回歸的基礎。這些基礎設施改造不僅需要巨額投資，而且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完成。以美國當下的財力和建設效率，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二是產業結構難以大作調整。美國經濟以第三產業為主，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主要來源是服務業，占到GDP的80%以上。近年來，美國GDP增長主要是靠服務價格增長，而不是服務數量提升。按照匯率計算，2024年中國GDP是美國的65%，但中國發電量幾乎是美國的一倍。美國在電力供應基本沒有增長的情況下，GDP居然持續增長，說明其產業結構已嚴重脫離製造業。推動製造業回歸，意味著美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在資本主義政治主導之下，不符合資本增殖規律的改變如何得以實現？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矛盾。如果製造業回歸，企業必須降低產品成本，以獲得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從而需要實施弱美元政策。但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填補經常項目赤字、抑制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及鞏固美元的國際地位，則需要強美元政策。這二者是彼此衝突的。毫無疑問，美國會選擇強美元政策，因為強美元是美國擁有全球霸權的基石。在強美元約束下，製造業大規模回歸美國是不現實的。
因此，美宣稱加征關稅、大搞貿易保護是為了避免其他國家的工人搶走美國國內工人的飯碗，顯然只是政治上的托詞。作為二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美國無疑獲得了世界經濟再生產中最豐厚的回報，但由於其將大量資源用於對外戰爭而非重視民生，加上在國內二次分配時缺乏調節，才導致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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