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使得外來務工人員在城鎮就業具有短期化傾向，更可能選擇“多拿工資、少繳社保”的取酬形式。由此，單價收入更高的“零工”更受外來務工人員的青睞。此外，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在強化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抬升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促使企業更多地通過勞務派遣、勞務外包等方式招聘用工。勞務派遣工由第三方勞務機構管理，企業無需直接承擔解雇成本，能夠更靈活地調整用工規模，降低用工成本風險。
其他的短期因素也加劇了近幾年的零工化趨勢。如新冠疫情衝擊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使得以承接國外訂單為主的製造業企業面臨國內經濟下行和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加劇的雙重挑戰。國內製造業企業面臨訂單減少，招工規模縮減等挑戰，用工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進一步加大了對“零工”的需求。
2013年，《勞動合同法》再次修訂，並在《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中明確要求“勞務派遣用工比例不得超過企業用工總量的10%”，以限制企業的派遣工規模。然而，市場對靈活用工的需求仍然旺盛，政策調整的效果受到經濟環境和企業生產需求的制約。製造業派遣工工價指數（配圖）顯示，工價波動與用工趨勢一致，2022年後未出現工價持續上揚趨勢。此外，2023年底會員數量降至2021年同期的一半，平均工價下降了約10%。這表明，行業需求側的因素對用工起主導作用。
2021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員數量已達2億，占城鎮就業的43%。平台經濟通過連接供需雙方，為靈活就業者提供了工作機會，使其享有自主性和靈活性，同時在緩解城鎮就業壓力方面發揮了“蓄水池”作用。然而，由於大多數靈活就業者未與平台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社會保障覆蓋率低，勞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這一問題成為當前社會治理的熱點議題，也是探討“高質量充分就業”時不可忽視的關鍵問題。目前，服務業領域的靈活就業（如外賣、快遞和網約車司機）備受關注，而製造業“零工”卻常被忽視。
宜優化零工社會保障
製造業“零工”具有規模龐大的特點，其勞動生產效率直接關係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版圖中的地位。特別是，製造業“零工”的人力資本與勞動生產率的關係尤為關鍵。智能製造和靈活用工模式下分工的細化，使得長期在流水線上從事重復、微型任務的工人面臨技能單一化和去技能化的風險，對其人力資本積累形成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