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3日電／據光明日報報導，陶寺位於臨汾盆地的核心區域、塔兒山腳下，如果將其置於更大的時空背景中考察，可以發現陶寺遺址處於我國兩大農耕區的交匯地帶。考古學界多用“重瓣花朵、多元一體”形容史前文化格局，其中，花蕊所在區域就是中原地區，即陶寺所在區域。可以說，陶寺遺址是探索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遺址之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中的“亮點”，也是探索與傳承中華文明豐富內涵和精神標識的典型遺址之一。全面系統梳理陶寺遺址發現與研究的歷程，並在此基礎上闡釋與總結其成就和貢獻，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未來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初識陶寺
1958年，山西省開展文物普查工作，在陶寺村的南溝與趙王溝之間，發現面積可能為數萬平方米的史前遺址，陶寺遺址遂被發現。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山西隊。同年，徐旭生的夏墟調查研究給當時的中國考古學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推動了“夏文化”研究的升溫，甚至成就了時至今日未曾中斷的研究熱點，夏文化探索也成為“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之一。
1959年至1963年秋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在晉南地區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從行政區域看包括臨汾地區和運城地區的15個縣，8000餘平方公里，發現仰韶文化至北朝時期遺址306處，其間發掘垣曲縣的豐村、龍王崖、口頭遺址等，尤其是1963年冬，在陶寺村南、李莊東南、中梁村東北和溝西村北又發現4處遺址。以往學界對1959至1963年晉南大調查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這次調查不僅發現了眾多遺址、開展了一些田野發掘，一定程度上還奠定了山西考古的早期基礎，也是徐旭生夏墟調查工作的延續，調查中發現的陶寺遺址以及東下馮遺址等成為探索晉南夏文化的重點遺址。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考古調查材料揭示出河南龍山—二里頭時代晉南政治中心的興衰， 學界普遍認為與陶唐、夏墟傳說緊密相連。此外，在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上，此次區域調查可以說是聚落形態考古引入中國前，具有聚落考古特點的“區域系統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復查了陶寺遺址，敏銳地發現之前陶寺周邊的幾處遺址基本連成一片，面積已達到數百萬平方米，陶寺從一個普通規模的遺址躍居成為超大型遺址。考古工作者初步認識到它是一處屬於龍山文化時期的十分重要的遺址，於是將其確定為晉南首選發掘對象。1977年，高天麟、高煒、鄭文蘭與襄汾縣文化館的尹子貴、陶富海，再次復查陶寺遺址，為接下來的正式考古發掘打下基礎。1978年4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開始正式發掘陶寺遺址，拉開了陶寺考古科學發掘與研究的大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