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國政治中科技右翼的崛起及影響 作者：張薇薇（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王萌（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以埃隆·馬斯克為代表的一批硅谷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一改支持民主黨的傳統立場，大舉押注特朗普，并在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後獲得空前的政治影響力，其中一些人直接進入政府，主管重要事務。他們被稱為科技右翼。這群人主要來自人工智能、加密貨幣、國防科技、航空航天等新興和前沿技術領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引領力量。他們信奉技術至上主義、推崇精英政治和技術治國，強烈主張動用美國國家權力維護和擴展自身利益。他們與美國最高國家權力的結合，不僅有望重構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生態，也將對全球科技和政治經濟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以埃隆·馬斯克為代表的一批硅谷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湧向台前，其中不少人在特朗普獲勝後進入政府任職，如馬斯克一度執掌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大衛·薩克斯出任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主管等。這些硅谷人士被稱為“科技右翼”。他們是成功的科技精英、億萬富豪級別的企業家，主張通過科技創新重構社會秩序。這一人群的突然闖入及與美國最高權力的緊密捆綁，給美國政治帶來強烈震蕩。
一、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及基本理念
（一）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
科技右翼是對一群持保守主義政治觀、極度強調個體創新和市場自由的硅谷科技企業家和投資人的統稱。他們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鮮明支持特朗普。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業務領域如下頁表。①
由下頁表可以看出，首先，科技右翼成員的運營和投資業務主要集中於人工智能、加密貨幣、國防科技、航空航天、生物技術等新興和前沿技術領域。他們是新一輪科技浪潮中潮頭的衝浪者，把握著前沿科技的發展方向。其次，他們中不少人都與彼得·蒂爾有著長期、深厚的聯繫。蒂爾被視為科技右翼的一個核心人物，圍繞他形成一個“蒂爾圈”。大衛·薩克斯與彼得·蒂爾自斯坦福讀書期間就是好友，兩人曾共同撰寫《多樣性之謎：斯坦福的多元文化主義和不寬容政治》，對美國校園的多元文化主義提出批判。埃隆·馬斯克曾與蒂爾一起創立貝寶，喬·朗斯代爾與蒂爾創辦了帕蘭提爾科技，肯·豪厄里與蒂爾創立了貝寶和創始人基金，吉姆·奧尼爾曾擔任蒂爾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特雷·斯蒂芬曾是蒂爾的員工等。第三，科技右翼成員之間有密切的相互投資與合作關係，是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彼得·蒂爾旗下的風投公司，投資了馬斯克的太空探索和神經鏈路公司，以及拉齊的安杜里爾工業公司等；帕蘭提爾科技同安杜里爾工業公司多次聯合競標美國國防部項目，并共同開發了基於人工智能的戰場管理系統。傑瑞德·艾薩克曼數次通過資助、直接參與或委托運營等形式，支持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開展包括商業太空旅行計劃、“北極星黎明”等多個項目。馬斯克、艾薩克曼等支持并持有加密貨幣。這類商業合作和利益捆綁強化了科技右翼成員之間的紐帶、擴展了群體影響力。
［表］
(二)科技右翼的基本理念
除密切的商業聯繫外，科技右翼群體在一些基本理念上也擁有共識。
一是信奉技術至上，反對政府監管和審查。科技右翼視技術發展為基本人權，認為科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和解決人類問題的關鍵途徑。他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優化決策系統、區塊鏈技術有利於重建信任，生物技術能够克服人類生理局限等。因而在技術發展階段，應該盡可能減少政府監管和倫理約束，專注於極致創新。科技右翼對拜登政府時期的“重監管”極度不滿。拜登政府出台的《關於安全、可靠、可信地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備忘錄》《關於確保負責任地發展數字資產的行政令》等，要求對人工智能、加密貨幣等新興技術實施持續監管，這些都令科技右翼極度不滿。
二是質疑現代民主制度，推崇精英政治和技術治國。彼得·蒂爾和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深刻影響了科技右翼的政治觀念。蒂爾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崇尚個人絕對自由，認為民主并不是治理的最佳形式，因為民主會導致低效和無能。他認為更高效的治理應由技術專才和企業領袖來主導。雅文則是反民主、反平等的黑暗啓蒙運動（Dark Enlightenment）的領袖人物。他認為美國民主是個失敗的實驗，主張以技術精英主導的寡頭政治，或一種類似於企業治理結構的、負責任的君主制取代民主體制，并將“集中決策”、“算法優化”等硅谷科技企業的治理模式應用於治理國家。②
三是反對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支持根據才能和貢獻選拔人才。DEI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逐漸衍生出反種族歧視、維護婦女權利、LGBTQ（多元性別）、氣候正義等多種運動。科技右翼普遍認為，DEI無助於提升工作效率且造成組織內部的分裂與對立。科技右翼大都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理念，強調效率優先和優勝劣汰，主張人應該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非族群身份來獲取成功，必須去除對DEI的追求，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才能帶動企業和社會整體發展。
四是主張強化美國全球技術霸權。科技右翼將技術實力視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認為技術霸權是實現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基礎，美國應通過持續領先全球技術變革與創新，鞏固和強化全球霸主地位。在科技右翼看來，技術權力是重塑國際規則、重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絕佳工具，比如馬斯克的“星鏈”項目，所有使用其服務的國家就不得不接受其技術規則和數據管理模式。外國對“星鏈”的依賴越大，在政治經濟上受到美國的制約就越大。科技右翼主張美國政府用強勢外交推動本國技術全球擴散，如對歐盟施壓，要求其回撤針對美國科技企業的各類監管障礙等。
二、科技右翼登頂美國政治的背景
儘管從比例上看，右翼在美國科技界不占主流，但他們訴求強烈，彼此聯繫、密切協作，且注重通過大量、長期的政治捐款和游說，培養美國政客中的極右傾向。面對近年美國社會右翼保守主義思潮的湧動和民粹運動的興起，硅谷的右翼企業家順勢而為，借力這股潮流，成功與其代言人特朗普捆綁，最終促成硅谷右翼的權力狂歡。
彼得·蒂爾是硅谷右翼的核心人物，他在21世紀初將注意力投向政治，力圖通過扶植一批右翼保守主義政治家來改變美國政治面貌和方向。2016年，蒂爾瞄準了特朗普，認為他在一些關於美國的基本問題上與自己看法非常一致，且其性格特點有利於贏得總統大選。於是，蒂爾開始公開支持特朗普，成為其在硅谷的最早支持者。特朗普獲勝後，蒂爾作為其支持者中為數不多的億萬富翁受到重視，進入其過渡團隊執行委員會。蒂爾將其核心圈子成員介紹給特朗普，并向其列出了一份150人的名單，供其任命高級政務官時考慮，最終名單中有十幾人獲得任命。在特朗普首屆總統任期內，蒂爾組織特朗普與硅谷的科技領袖會面，成為總統與科技界的重要紐帶。③
特朗普2020年競選連任失敗後，蒂爾開始支持其他有類似議程的共和黨候選人，尤其是自己的“圈中人”。2022年的中期選舉，蒂爾向16名聯邦級共和黨候選人捐贈了超過3500萬美元，其中12人獲勝。勝利者中蒂爾最青睞的是JD·萬斯，共捐資1500萬美元助其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據悉，這筆捐款是參議院候選人獲得的最大單筆捐款之一。④萬斯是蒂爾的門徒，在青年時代就崇拜蒂爾，在其指導和支持下進入風險投資界和政界。2020年，蒂爾出資支持萬斯創立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也是在蒂爾的影響下，萬斯對特朗普的態度由批評轉為支持，又被後者選為競選副手，最終成功成為副總統。除萬斯外，蒂爾還向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和議員進行了多次小額捐贈，包括威斯康星州衆議員邁克·加拉格爾、佛羅里達州衆議員邁克·沃爾茲等，主要目的是用雄厚的財力排擠掉更溫和的共和黨候選人。⑤
2024年的美國大選，埃隆·馬斯克憑藉大手筆的捐助和高調的台前表現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科技富豪。他於2024年7月正式宣布支持特朗普競選，在隨後幾個月裡豪擲2.7億美元。2022年，馬斯克斥資440億美元買下“推特”，更名為X，并大幅放鬆平台的言論審核政策。隨後，X上右翼和保守派人士的活躍度顯著增加，X也成為右翼政治力量集結的一個平台。
硅谷的加密貨幣行業同樣積極介入美國政治。在2024年選舉中，泰勒和卡梅隆·溫克萊沃斯這對雙胞胎加密貨幣大亨在大選前數月持續游說特朗普，還向其捐贈了價值100萬美元的比特幣。加密貨幣投資家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維茨也投入數百萬美元支持特朗普競選。在國會選舉中，加密貨幣行業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向國會競選投放了1.31億美元，以幫助支持加密貨幣的議員勝選。最終，有274名支持加密貨幣的候選人當選衆議院議員，20名當選參議員。⑥
三、新科技寡頭政治的影響
2025年1月，拜登在告別演講中指出“一個擁有極度財富、權力和影響力的寡頭政治正在美國形成”。⑦拜登指的就是硅谷的右翼科技力量與特朗普政權之間新建立起的“技術-資本-權力”共生關係。寡頭政治的本質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少數擁有極大資源和影響力的精英操控政權，服務其自身利益需求，而這些利益需求并不總與公共利益一致。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如火如荼發展之際，美國的新科技寡頭政治不僅將給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生態帶來顯著影響，亦將給其他國家和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激烈衝擊。
（一）有望重構美國的政治經濟生態，亦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撕裂。
科技右翼的金錢政治與MAGA的草根能量相結合，共同成就了2024年大選特朗普的勝利。不過這兩股力量的訴求在政策重點和施行路徑上都有很大不同。特朗普如何處理團隊中相互衝突的訴求，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美國的政治走向和國內秩序。
硅谷的科技寡頭正以廣泛而隱蔽的方式改造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態。站隊特朗普的科技企業，憑藉與國家最高權力的結合，將獲得更多政策和資源傾斜。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行業是兩個最為突出的行業。大衛·薩克斯主導下的政策必將反映這兩個領域的硅谷大亨們利益訴求，助力其進一步發展壯大。在國防科技領域，老牌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等軍工企業日漸式微，後起之秀如帕蘭提爾和安杜里爾則蒸蒸日上，此外還有一衆新興人工智能武器和軍用系統企業摩拳擦掌。特朗普重視國防現代化和先進軍事技術研發，對國防支出重點的調整將給伊庇魯斯（Epirus）、火風暴實驗室（Firestorm Labs）、薩羅尼克（Saronic）等專注於戰鬥無人機、智能武器、智能防空系統、軍用自主操作系統研發的新興企業提供更多機會，由此可能逐漸形成新的軍工複合體。⑧能源領域，鑒於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的巨大能源需求，特朗普將一邊大力倡導傳統能源開采，一邊支持新型核能發展。因而，有望去除對核電建設的許多政策限制，小型模塊化反應堆技術將成為新興熱點。專攻這方面技術的企業，及鈾礦等核燃料生產商、核能技術基礎設施公司等，可能迎來快速發展。⑨事實上，除了直接的巨額經濟利益外，這些新貴企業在擴張過程中，將全面掌控國家能源、通信、金融、數字、安全等重要基礎設施和產業生態，并產生深遠影響。此外在媒體領域，特朗普勝選後，扎克伯格就宣布停止Meta的事實核查機制，并不再主動審查和移民、LGBTQ性別認同有關的爭議和仇恨言論，而以“言論自由”為優先。加上在競選中就已改變左翼立場的傑夫·貝索斯，以及買下推特并將其更名為X的馬斯克，美國輿論中右翼的聲音將顯著增強。特朗普上任後更明顯表現出優待保守派媒體的傾向。作為國家中重要的“第四權力”，媒體和輿論環境的變化將潛移默化地影響公衆認知、政治議程設定和權力的運行。
科技右翼對國家政權的強力影響亦可能加重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撕裂。科技右翼擁護精英政治、推崇技術治國，這會導致傳統民主機制中公衆參與的削弱。科技右翼是一群全球化的贏家，本質上支持全球化和自由競爭，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促進社會公平與普遍福祉不是其優先考慮，這極易造成少數人受益而多數人受損的狀況。MAGA運動的操盤手史蒂夫·班農就指責科技右翼是一群“技術封建主義者”，“將普通人當作數字農奴”，和其他精英一樣漠視社會公平。⑩如果特朗普不能很好地平衡這兩派相互衝突的利益訴求，并且美國無法複製之前的成功經驗——用有絕對優勢的超前技術帶領美國社會整體走出泥沼——則美國的不平等和社會撕裂都將進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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