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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上午，尹錫悅第二次就上周的“六小時戒嚴”發言，聲言自己宣布戒嚴令並非要癱瘓國會，合乎憲法。 |
中評社╱題：韓國的報復政治及其影響 作者：閔貴植（韓國），政治學博士、韓國漢陽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漢陽大學國際研究生院中國學系教授、《中蘇關係》主編
【摘要】韓國在民主化後，儘管實行了較高水平的民主制度，但此次尹錫悦宣佈戒嚴令事件暴露了其脆弱性。韓國曾憑藉民衆的力量，通過直接民主改變威權，而制度性政治則將這些成果吸收爲制度的一部分，從而逐步發展。通過民主化後的五次水平權力更迭，韓國的程序性民主在穩定運行，人們曾堅信民主制度不會再次倒退，並相信軍方也將無法再介入政治。然而，從朴槿惠政府期間網絡司令部的“評論部隊”運作、機務司的戒嚴文件起草，以及尹錫悦戒嚴令事件中的軍方積極參與來看，軍方依然未能放棄其干預政治的野心。此外，圍遶兩黨制展開的政治對决與地域主義相結合，導致政治分裂；選舉制度無法容納多樣性；總統單任制也帶來了責任政治的缺失，這些都成爲亟需改進的制度性問題。在權力運作方面，檢察機關、國税廳、審計院等權力機構被動員用來清除對手，報復政治已成常態，導致實質性民主出現倒退。與此同時，進步與保守陣營之間極端的仇恨情緒正在使韓國社會陷入病態。綜上所述，韓國的民主質量仍然不够高，亟需通過社會性的大妥協來解决這些問題。
一、引言
1.總統宣佈戒嚴令：震撼與反轉的政治劇
2024年12月3日晚，尹錫悦總統突然宣佈戒嚴令，這一舉動讓整個韓國社會陷入巨大的震驚之中。儘管並未發生任何需要實行緊急戒嚴的事件，但總統以“清除顛覆國家的勢力”爲藉口的這一駭人言論，顯得極爲荒唐且毫無根據。然而，在戒嚴部隊到達之前，趕往國會的在野黨議員與市民的强烈抵抗，促成了僅僅兩個半小時内便成功解除戒嚴令的驚人反轉。
尹錫悦的緊急戒嚴是現代韓國成立以來的第11次，但作爲總統試圖改變統治方式的戒嚴，這是繼1972年朴正熙之後的第二次嘗試，同時也是首次失敗的自我政變。這次現任總統發動的破壞憲政秩序的行爲——解散國會、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否定選舉制度、建立檢察機關與軍部獨裁政權——在6小時内得以結束，未造成人員傷亡。最終，2025年1月15日現任總統被逮捕，這場持續43天的政變企圖徹底告終。對此，許多外國媒體對韓國民主制度的韌性以及市民迅速而勇敢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讚揚。
如今，在總統被逮捕、“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得到解除之際，我們需要冷静分析韓國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及其根源。必須仔細追踪爲何如此非理性的行爲能够由總統及其親信推行。軍方核心指揮層、國務委員、檢察機關及警方高層在面對戒嚴令時的態度，赤裸裸地展現了韓國社會可能因應急不力而陷入絶望深淵的事實。
軍方主要指揮官對戒嚴令的積極參與或不抵抗是令人震驚的事件。同樣，警察廳長與首爾地方警察廳長的同時被捕，直接説明了執政者如何輕易動員警察參與違憲行爲。儘管目前暫時擺脱了“協助内亂嫌疑”，但早已蜕變爲無人能够控制的“利益集團”的檢察機關，其盲從與潜在“内亂參與”的行爲也必須徹查。更令人震驚的是，没有一位國務委員對試圖發佈緊急戒嚴令的總統提出明確反對意見或遞交辭呈。包括國務總理在内的所有部長，對憲政秩序被顛覆可能造成的毁滅性後果缺乏負責任的思考和行動，這本身便是韓國的悲劇。
2.有缺陷的民主：廣場民主的勝利與其悖論
韓國社會因被評價爲“同時實現經濟先進化與政治民主化的國家”而自滿，從而未能集中力量解决社會内部的實際問題。根據海外政治經濟分析機構EIU（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韓國在選舉制度等“程序性民主”方面已達到較高水平，但在人權提昇、多樣性承認及縮小經濟不平等等“實質性民主”方面仍處於停滯狀態。因此，韓國仍被評價爲“形式”與“内容”不相匹配的“有缺陷的民主”或“脆弱的民主”。①特别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内化的新自由主義“97體制”，通過選舉這種民主形式，排除多數政治和社會訴求，反而進一步在制度上保障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從而擴大了“機會”與“結果”兩方面的不平等，表現出“民主的悖論”。而這種“悖論”在某種程度上被廣場民主主義輝煌成就與自豪感所掩蓋，例如以“燭光革命”爲象徵的市民力量，這一評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許多韓國市民賦予了“六月抗争”的輝煌勝利、2008年“牛肉進口風波”中首次出現的“燭光示威”、以及導致朴槿惠被彈劾的“燭光革命”等廣場政治的成果與民主社會力量成長以重要意義。然而，在構建程序性民主之後，對於完成實質性民主的努力，韓國社會未能表現出足够的緊迫感和果斷性。其結果是，韓國社會未能聯合起來打破財閥與既得利益聯盟這一巨大障礙，對進步性少數政黨的生存及多樣性保障也未給予足够關注，最終導致民主失去活力。隨着社會結構被資本所捕獲，韓國的社會矛盾加劇，全球最低出生率成爲“社會抵抗”的象徵，同時各階層與階級間的分化加深，世代與性别對立日益突出，少數群體被排斥與邊緣化的病理現象急劇增加。簡而言之，韓國社會正面臨“民主化後的危機”，但無論是政治領導者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未將解决這一問題的議程置於政策與團結的首要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韓國知識界與政治圈未能展現改革“有缺陷的民主”的意志，最終使尹錫悦掌權。而尹錫悦在一再退步與倒退後，將國會與民主社會視爲清除對象，並選擇了最爲極端的戒嚴令方式。對此，韓國市民再次齊心協力，通過拘捕現任總統解决了“最惡劣的事態”，展現出“最後防綫民主”的特徵。即設定“守護憲法”爲民主的最終防綫，並爲此將各政治派别與個人團結起來，集中政治能量加以實現。
3.韓國的分斷體制：難以解開的民主壓迫枷鎖
尹錫悦爲了正當化其戒嚴令，不惜采取向朝鮮派遣無人機等行爲，試圖誘導與朝鮮發生武力衝突，這些行爲將國家置於戰争風險之中，令人震驚。韓國軍方高層數月來忠實地執行了尹錫悦的這一意圖，從而否定了軍隊本身存在的理由。這些行爲證明，韓國社會依然被分斷體制所禁錮，可能輕易被非理性的行爲和煽動所左右。尤其是經歷過朝鮮戰争的老年一代，以及對朝核威脅和金正恩不可預測的行爲感到厭倦的人群中，朝鮮更多地被視爲恐懼與克服的對象，而非統一的對象。歷届政權壓制民主、鞏固權力時一貫利用朝鮮問題，這一策略具有一定的邏輯與情感上的合理性。由此可見，南北分斷體制與朝鮮戰争的悲劇至今仍在延續。
因此，本研究從分斷體制是韓國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這一視角出發，認爲地區衝突、分裂、仇恨、排斥、歧視等社會病理現象均來源於或與分斷體制密切相關。同時，對於支持尹錫悦宣佈戒嚴令的力量（所謂“太極旗部隊”）和支持尹錫悦被捕的力量（所謂“燭光市民”）同時在一個場所示威這一諷刺性的現象，本研究用一個關鍵詞加以解釋，即將其視爲自朝鮮戰争以來“低强度内戰”延續的表現。
基於這一視角，本研究在對韓國社會結構性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同時探討統治者的個人特質。這是因爲即便是在“87體制”所形成的同一個第六共和國中，由於每一任總統的執政風格不同，民主化程度的起伏極大，韓國社會表現出“政治制度内部運作系統脆弱”的特徵。
二、韓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力量分化
1.韓國民主傳統：大衆鬥争的直接民主歷史
韓國因制度性政治的功能不足、大衆高度的政治參與以及對政治家的强烈不信任相互作用，逐步發展出了以行動爲核心的“廣場民主”。從歷史上看，韓國的民主化主要是通過“運動”與“抵抗”推動的，但其成果往往最終被傳統政治勢力所吸收。其結果是，韓國成爲一個由充滿熱情的公民推動的直接民主與通過選舉代表的代議制民主共同運行的雙輪驅動體制。韓國民主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近代時期的東學農民戰争、甲午改革、獨立協會和萬民共同會提倡的議會設立運動，以及三一運動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雖然有人强調民主是從西方引入的制度，但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爲，民主並非某一國家的獨創産物，而是在近代文明大轉折時期，各國融合自身特性共同創造的合作成果。②這一關於韓國民主的自主生成論，突出了人民在民主改革中起到主導作用的文化傳統。也就是説，韓國民主的歷史始於近代，人民直接參與運動以提高民主制度化水平的特徵貫穿其中。這一傳統延續到了“四一九革命”、五一八光州民主抗争、“六月抗争”以及“燭光革命”，並在最近成功阻止尹錫悦的戒嚴令並將其拘捕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可以説，這種推動直接民主改變歷史方向的重大事件至少發生了八次以上。
如果將焦點縮小到“87體制”以後，“六月抗争”和“燭光革命”同樣以憤怒和抵抗的能量爲基礎。對全斗煥獨裁以及對朴槿惠無能的憤怒，分别以“争取直選制”和“這算哪門子國家”這樣簡單的口號成功凝聚了市民的力量。换句話説，通過“最低綱領戰略”實現最大程度的團結，使得廣場政治能够突破制度政治的瓶頸。③此外，2002年反對李明博政府進口美國牛肉的“燭光示威”標誌着韓國抗議文化的新紀元。這場示威首先將“燭光”作爲非暴力和平示威的象徵。特别是，經歷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的十年間，由於警察停止使用催泪彈，示威現場的安全性得到了顯著提昇。然而，更爲重要的是，示威的主體從傳統的組織動員轉變爲以女性和年輕群體爲中心的自發參與。其次，通過在綫上形成共鳴與團結後，在廣場上開展示威的模式，使得多樣性與共情成爲時代精神。這種特徵也爲2016年促成朴槿惠被彈劾的“燭光革命”奠定了基礎，即使其具有非組織化的特性，也在特定情况下展現出了團結行動的力量。
被評價爲直接民主運動頂峰的“燭光示威”，起初更多是作爲請願或施壓手段而非抗争手段，因此始終在法律框架内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進行。這種方式通過爲廣場政治賦予道德正當性，吸引了更多市民參與，從而提昇了市民的政治意識，並成爲捍衛民主制度的動力。熱情的韓國市民參與意識和以女性爲中心的年輕世代的主力轉變，不僅消除了對民主化後世代政治冷漠的擔憂，也爲持續發展參與型民主制度帶來了希望。
2.廣場民主的陰影：社會分裂與仇恨政治的極大化
韓國政治文化的特徵是什麽？首先，現實政治中展現出高度的參與意識。“三個韓國人聚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聊政治”這句玩笑話便是對這種特徵的典型概括。不僅體現在高投票率上，還通過請願制度向特定政策施壓，或在重大政治議題面前走上廣場，直接表達自己的意願。其次，分斷體制與意識形態對立成爲仇恨文化的温床。仇恨情緒作爲韓國社會最嚴重的弊病之一，與過度政治化和煽動性政治相結合，進一步加劇了民粹主義的泛濫。第三，以地域主義和集體主義爲基礎的派系文化十分嚴重。這導致在地方選舉中“劣幣驅逐良幣”，難以選拔出兼具能力與理性的政治領導人。第四，報復文化與仇恨情緒相互作用，導致政治選擇呈現出鮮明的“敵”與“我”對立傾向。自“87體制”以來，已有五位總統被捕，一位總統自殺身亡，這一悲劇象徵着韓國政治的報復性特徵。第五，與美國和中國等大國的關係對韓國國内政治産生重大影響。意識形態主導外交，使韓國無法采取實用主義的立場，也難以制定長期戰略，導致對手國家對韓國外交的信任度下降。
那麽，地域主義這一由來已久的情感何時轉變爲仇恨政治？儘管並不明確，但有迹可循的是，這一現象可能在李明博政府時期開始顯現。在金大中與盧武鉉的進步政府掌權十年後，保守陣營認爲國家的根基因左派動摇，並展開了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攻勢。通過建國節争議、殖民地發展論的提出、歷史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實施以及對全國教師工會的鎮壓等全方位攻勢，將進步派妖魔化。由此，針對進步派的仇恨從極右翼擴展至整個保守陣營。此外，他們將兩次總統選舉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爲在網絡宣傳戰中的劣勢，並轉而利用更易操作的YouTube對老年人集中展開宣傳攻勢。截至目前，YouTube市場中，保守派比進步派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一結果是保守政府與財閥的全面支持，以及部分基督教勢力與極右翼力量與被邊緣化的老年世代相結合的産物。
在朴槿惠被彈劾過程中，這種形成的仇恨政治表現得尤爲極端，圍遶“曹國法務部長”搜查問題達到了頂峰。即使在當前圍遶尹錫悦的拘捕與彈劾過程中，這種仇恨政治仍籠罩着廣場。仇恨政治在保守陣營中更爲嚴重的原因在於，他們將反共意識形態視爲愛國的實踐，進而將進步派視爲顛覆國家的勢力或共産黨的代理人。因此，對他們而言，進步派是必須清除的對象。尹錫悦宣佈戒嚴令時的意識，正是這種情感的具體體現。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尹錫悦的當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仇恨的力量在韓國社會中有多麽强大。朴槿惠被彈劾並將權力移交給文在寅後，保守陣營以復仇爲唯一標準選擇了總統候選人。即使尹錫悦作爲檢察總長曾親自逮捕朴槿惠，但他們仍認爲尹錫悦一定能將文在寅送入監獄，因此全力以赴將他推上總統之位。這種選擇堪稱古今中外絶無僅有的奇特現象，也可以説是仇恨政治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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