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新時代完善涉台話語內涵研究 作者：沈惠平（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曾楊雪（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目前學界已有共識，認為話語不僅僅是國家間信息交流的載體，更是國家間進行激烈權力博弈的工具，所以各國都非常重視爭奪話語國際傳播過程中的優勢地位，以建構有利於維護自身利益的國際話語權。民進黨當局勾連美西方國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其謀“獨”行徑造成國際社會產生對台灣問題的錯誤認知，對此我們亟須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入手完善相關的涉台話語內涵，以在國際社會上澄清台灣問題的實質，從而樹立正確的台灣問題認知，增強涉台話語權。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1〕民進黨當局勾連美西方國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其謀“獨”行徑造成國際社會產生對台灣問題的錯誤認知，對此我們亟須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入手完善涉台話語內涵，以在國際社會上澄清台灣問題的實質，從而樹立正確的台灣問題認知，增強涉台話語權。“掌握話語權的一方，可以將反映自身意志的政治安排和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走向的基本框架性設想，通過話語權影響下的制度化實踐貫徹和落實下去，進而可以使兩岸關係按照設定的路徑向前推展，并實現預想的目標。”〔2〕
一、完善一個中國原則等話語內涵
第一，完善一個中國原則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內涵，即“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駁斥任何否定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謬論。“2758號決議是聯合國大會驅逐盤踞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代表、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一個歷史性決定；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是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項基本原則。二者基於相同的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原則而分別產生，理念上高度吻合，邏輯上密切關聯，相伴而行、互為奧援。”〔3〕也就是說，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政府處理台灣問題的根本指導原則和制定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決策基石，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其實質和核心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不容否定，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變。這是因為，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也絕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根本不存在主權。
至於民進黨當局勾連美西方國家，妄圖以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中沒有提到“台灣”二字，來挑戰和歪曲該決議所體現的“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精神，則是完全行不通的。事實上，該決議之所以在文字上沒有提及“台灣”兩字，是由於當時的“表決戰”環境氛圍及法律程序而定。因為在聯大表決第2758號決議案之前，聯大先行表決了其他兩個議案。第一個決議案是美國提出的“兩個中國”議案，又稱“雙重代表權案”，但被大會否決；第二個決議案是由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一中一台”議案，但是此案也被大多數票數碾壓式否決。然後才是表決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交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議案，就是在通過後被編列為第2758號的決議案。將這三個決議案的內容融通在一起，就明確地表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所謂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在聯合國體系及國際法上沒有任何立足之地。〔4〕正因為這樣，該決議有力、有效地推動形成“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
第二，完善“一國兩制”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即堅持“一國”是核心和基礎、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堅持落實“愛國者治理”、堅持保持港澳台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等總體原則，并從頂層設計與治理過程中建構推進“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的實踐路徑、促進“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邁上新台階并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全過程。〔5〕衆所周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中國政府一直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可能爭取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有利。”〔6〕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一國兩制”上升到制度體系高度。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化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新的政策方向如提出要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戰略構想，是基於當時國際形勢格局和兩岸實力對比所形成的統一方案，那麼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新時代“兩制”台灣方案，則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需要，有謀劃、有步驟、更加進取的統一方案，它在高度融合民族大義與國家利益的同時，希望台灣方面可以提出條件，共同討論統一後台灣的治理模式，以充分尊重台灣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充分保障台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7〕換言之，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既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又充分尊重台港澳地區的歷史和現狀；既有利於創造和平穩定的國內國際環境，又有利於推進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也有利於台港澳地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正因為如此，“一國兩制”方針被世界公認為解決有關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和最佳制度安排。
第三，完善“九二共識”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九二共識”的基本內涵，即“九二共識”必須完整清晰地體現“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兩岸共同謀求國家統一”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元素。“九二共識”雖并不完全等同一個中國原則，但其核心意涵含有、體現一個中國原則，即界定了兩岸是一個中國整體內兩部分的關係這一根本性質、認定了兩岸雙方堅持一個中國的共同立場、規定了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統一的最終目標。2012年11月，十八大首次把堅持“九二共識”寫入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文件，并明確將其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重要組成部分。數十年的實踐證明，體現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已成為兩岸求同存異的最大公約數，實際上已成為維持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定海神針”。
作為兩岸中國人展現政治智慧、堅持實事求是的產物，“九二共識”儘管需要與時俱進，但其核心即“兩岸同屬一中”不會過時，更不容被扭曲或否定。事實上，兩岸互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均是基於“九二共識”這一基礎。“堅持‘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就可以展開平等協商，取得豐碩成果，造福兩岸同胞；否定‘九二共識’，不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協商就難以進行，台海和平就會受到嚴重衝擊，已有的協商成果也可能付之東流。”〔8〕也就是說，“九二共識”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關鍵，也是兩岸制度化聯繫溝通機制得以建立的基礎和前提。海峽兩岸能够在其基礎之上開展廣泛有效的交流合作，兩岸民衆也因此可以從中受益并獲得實惠。
二、完善“中華民族經濟”等話語內涵
第一，完善“兩岸相互依存”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兩岸相互依存”的基本內涵，即兩岸經濟的相互依存是對兩岸經貿交流成果的高度概括，包括兩岸經濟聯繫與合作密不可分、堅決反對所謂的“經濟台獨”等。民進黨當局一直以來企圖通過推行所謂“南向政策”或“新南向政策”，以及在高科技和區域經貿合作領域“脫中入美”，意在謀求不可能得逞的“經濟台獨”。賴清德上台後民進黨當局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強力推進“全領域去‘中’”，全面遏阻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在兩岸間自由流動，積極打造“不被鎖進大陸、擁抱‘民主’夥伴、直接走向世界”的“新經貿網絡”，企圖藉此與中國大陸實現精準化“經濟去風險”，打斷兩岸經貿利益聯結的“脊柱”，持續擴張“台獨”經濟基礎。〔9〕對此，我們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策略精準破解“賴式‘台獨’經濟”的危害性。
兩岸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指標主要包括貿易指標和投資指標，一般被稱為“貿易依存度”和“投資依存度”指標。前者包括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台灣對大陸進口依存度、大陸對台灣出口依存度、大陸對台灣進口依存度；後者包括台灣投資大陸依存度、大陸吸引台商投資依存度、大陸對台灣投資依存度、台灣吸引陸資投資依存度。但長期以來，兩岸經濟關係尚未實現正常化，特別是台灣當局限制大陸商品、資金進入台灣，使兩岸貿易與投資呈現單向、間接特點，即兩岸貿易與投資都以台灣向大陸單向輸出并經第三地（港澳）中轉為主，致使兩岸經濟相互依存呈現出以台灣出口和投資集中於大陸、形成“不平衡的貿易”和“不平衡的投資”等特徵。因此，一般而言，衡量兩岸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指標為“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和“台灣對大陸投資依存度”。〔10〕鑒於近年來國內外形勢變化不利於兩岸經濟相互依存的合作文化觀念的塑造，我們有必要“運用一切能力，去扶植‘兩岸供應鏈’的產生，并發揮帶動‘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合作模式。通過‘服貿’與‘貨貿’兩項協議為兩岸經貿規劃制度性框架與路徑，提供‘兩岸供應鏈’的合作平台，并重振兩岸共同發展在貿易和投資兩大引擎中的作用”。〔11〕
第二，完善“兩岸共同市場”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兩岸共同市場”的基本內涵，即“兩岸作為一國主權之下的兩個關稅區，以市場力量推動下所形成的密切經濟往來為基礎，通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談判或協商，建構某種制度性的安排，以徹底消除市場障礙，達到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推動實現融合發展，并通過加強在經濟、財政、貨幣等政策方面的協調，最終打造成為共同市場”。〔12〕兩岸共同市場最早起源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共同市場”“海峽兩岸經濟圈”等概念，後來在各方推動下，以兩岸經貿合作、融合發展為核心的兩岸共同市場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鄭重提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政策主張，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重大戰略舉措。“立足新的戰略任務，兩岸經貿合作要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構建兩岸共同市場，不是僅考慮兩岸共同的利益選擇，或是以單方獲益為代價，而是著眼於提升中華民族整體利益。”〔13〕
如果說“一國兩制”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提，兩岸共同市場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經濟基礎，二者相輔相成。我們必須把打造兩岸共同市場與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緊密結合起來，切實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同時根據構建兩岸共同市場的內涵要求，制定實施有利於兩岸各要素流動的政策措施，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換句話說，當前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關鍵是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但由於兩岸關係在民進黨上台執政後日趨嚴峻，兩岸制度化協商也被迫中斷，針對於此大陸方面需要利用以政策為引導、以制度為根基的利益機制對兩岸利益進行合理分配，單方面主動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的建構，這將有助於充分整合發揮兩岸經濟體的互補性優勢，為祖國和平統一打好堅實的經濟基礎。〔14〕
第三，完善“中華民族經濟”的話語內涵。主要是更加明確“中華民族經濟”的基本內涵，意即形成兩岸共同發展的合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為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基礎。也就是說，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經濟條件，為國家完全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這符合中國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指導思想。究其原因，兩岸經濟關係是兩岸關係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兩岸經濟與政治互動關係就是要達成“以經促政”的最終效果。“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在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是兩岸的共同責任。在大陸方面的主導和推動下，兩岸經貿合作克服重重困難，始終保持不斷發展的前進勢頭。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有助於調動台灣同胞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共同致力於發展壯大中華民族經濟，拉緊兩岸融合發展的紐帶，為祖國和平統一創造條件、積勢蓄能。”〔15〕
2010年4月，習近平首次提出“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的論述，指出“儘管兩岸走過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我們始終認為，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我們倡導和推動兩岸加強經濟合作，有助於共同促進民族經濟繁榮發展，有助於維護和擴大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由此可見，習近平“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是“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旨在促進民族經濟繁榮發展、維護與擴大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可以說，這一重要論述為兩岸經濟合作乃至兩岸關係的發展拓展了新的空間。或者換一種說法，“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運行機制核心在於兩岸合作的制度化安排，關鍵在於消除交流合作中的障礙，暢通要素自由流動渠道，構建兩岸全方位交流合作的機制，同時這也不僅僅是兩岸交流合作簡單的“升級版”，而是兩岸謀求更高效的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共享發展紅利的基礎，旨在合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基礎上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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