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特權民粹主義中的“反中”情緒分析 作者：陳鈺瑶（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德國圖賓根大學當代台灣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摘要】台灣民粹主義中的“反中”情緒自民進黨上台執政後愈演愈烈。民進黨當局“中國威脅”叙事圍遶三條路徑展開，一是指責島内政治精英與中國大陸沆瀣一氣，惡意“抹紅”；二是在兩岸關係上將中國大陸定性爲台灣的外部威脅；三是在國際層面指責中國大陸破壞基於現有國際秩序。兩岸對立情緒進一步通過“入侵台灣”vs“保衛台灣”、“民主燈塔vs威權威脅”、“國際秩序的破壞者”vs“國際秩序捍衛者”三組敵我關係得以形塑。台灣民衆優越感的喪失加上“中國威脅”叙事，又與台灣本土的“悲情意識”産生强烈共鳴，中國大陸被塑造成台灣民衆的威脅和不安全感的來源。這不僅有助於鞏固民進黨當局的統治，也契合美國對華戰略叙事，給兩岸關係帶來消極影響。
問題引入
民粹主義對台灣政治生態産生了深遠影響。兩岸學者已經就台灣民粹主義的成因、發展演進、社會運動、群衆基礎、政治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充分的探討。也有學者敏鋭觀察到台灣民粹主義存在“反中”情緒，但他們要麽並未以此爲主綫進行研究，要麽對其進行籠統分析，缺乏一個必要的解釋框架進行深入探討。2024年1月，賴清德成爲台灣地區領導人，賴自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延續蔡英文時期的“抗中保台”路綫。民進黨當局逢中必反，製造“緑色恐怖”已成爲島内的政治常態。那麽，“反中”情緒究竟是如何上昇爲民粹主義態度的？既有研究認爲，台灣的“反中”民粹主義的形成是因爲島内經濟的相對剥奪感、身份認同的异化和民進黨當局刻意煽動所致。這一解釋有合理性，但忽視了台灣早期民主化和經濟奇迹造就的台灣民衆對大陸的優越感以及中國大陸崛起帶來的認知失調這一心理因素對“反中”民粹主義的形塑。本文嘗試借用“特權民粹主義”（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這一概念進行解釋。
一、概念界定：特權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是政治學界最具争議的概念之一，關於如何定義民粹主義的争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無論是將民粹主義視爲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y），還是視為政治風格（political style）、政治話語（discourse）、克里斯馬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y），學界對民粹主義的定義都在探討人民與精英之間的關係。在這裏，本文采用民粹主義的最小定義（minimal definition），即卡斯·穆德（Cas Mudde）的觀點，認爲民粹主義是薄中心的意識形態，社會最終被民粹主義分成兩個同質的、對立的群體，由“純潔的大衆”（the pure people）和“腐敗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組成。①柯克·霍金斯（Kirk A.Hawkins）更是將這種對立上昇爲光明對抗黑暗的摩尼教宇宙觀，即良善的人民（good people）和邪惡的精英(evil elite)之間的道德對立。②
抨擊特權群體壟斷政治參與和財富分配，漠視“普通民衆”需求的言論是民粹主義的重要支撑，但民粹主義並不是“弱勢群體”的專屬。國外學者德·克萊恩（De Cleen）和魯伊斯·卡薩多（Ruiz Casado）提出了“特權民粹主義”（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這一概念，他們敏鋭地觀察到民粹主義的對立叙事並非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主觀建構起來的結果。③首先，“特權民粹主義”意味着發起或支持民粹主義運動的群體處於一種比較優勢。目前還没有一致的證據表明，民粹主義政黨的選民基礎是由失業、低收入、低階層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個體組成。在東南亞，家族政治式的人物也可以通過民粹主義動員上台執政。在歐洲經濟繁榮時期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會通過强大的話語技巧來製造威脅感，將社會描繪成不同群體之間的鬥争。④特朗普現象以及英國脱歐其實是相對特權群體動員起來的結果，支持他們的人認爲自己面臨一種被話語構建起來的地位威脅或衰退感，而非因爲“客觀”的經濟困境或“真實”的地位喪失。⑤
其次，在話語建構上，“特權民粹主義”將優勢群體的衰落歸結爲弱勢群體的崛起，後者的崛起讓他們産生了危機感和剥奪感，而這正是民粹主義邏輯的核心。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想象中，美國在國内外精英的包圍下處於一種“不公正”的衰退地位，“弱勢”的美國人民不再掌控自己的命運，因爲他們“不公正”地失去了自己的特權地位。⑥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區域，西班牙中央政府通過權力下放予以加泰羅尼亞高度自治的權利。但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却認爲加泰羅尼亞的經濟發展受到“不公正”的税收分配體系的傷害。⑦總之，“特權民粹主義”揭示了爲什麽關於不公正和苦難的民粹主義叙事會在那些享有相對特權的群體中盛行，他們將通過將弱者身份工具化，動員起一種話語上的“反壓迫”，來捍衛特權，鞏固支配地位。
二、虚幻的“優越感”
台灣早期的民主化和經濟奇迹造就了台灣民衆的優越感，認爲台灣在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上都遠遠優於中國大陸，看不起大陸人。島内部分群體始終無法正視大陸的崛起，而一旦發現大陸已經崛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又無法擺正心態，反而將台灣優越地位的喪失歸結爲中國大陸，增加對大陸的敵視心態。
首先，在經濟上，台灣早年的經濟奇迹爲台灣的“優越感”打下物質基礎。得益於雁行發展模式，台灣在上世紀承接了日本的産業技術轉移，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在上世紀60年代成功躋身爲亞洲四小龍。直到1987年，台灣當局宣佈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時，大陸的人均GDP才衹有252美元，而同時期的台灣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這一巨大差距讓台灣民衆心中一直有很强的經濟優越感。90年代初，大陸投資環境明顯改善，台灣也掀起一股大陸投資熱潮。但台商赴大陸投資却被緑營包裝爲台灣對大陸的“恩情”。賴清德曾妄言：“台灣是中國的最大外資，投資金額纍計超過2000億美金，創造就業機會，安定中國社會，中國應該善待台灣，否則如何報答台商數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建設及解决問題，如何回報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得到長足發展，對台灣也有迎頭追趕和超越之勢，但台灣在一些領域仍然保持着相對優勢。2023年，大陸的經濟體量已是台灣的23倍；台灣出口對中國大陸依存度到2022年爲止一直保持在40％左右，在兩岸經貿往來中長期處於貿易順差。但中國大陸的人均GDP仍低於台灣，2023年，中國大陸人均GDP 1.269萬美元，爲台灣3.23萬美元的39.3%。此外，台灣的法定最低工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資、人均工資中位數等經濟指標仍高於大陸。台灣的半導體製造公司台積電在全球半導體産業佔據主導地位，被譽爲台灣的“護國神山”，更成爲美國對華芯片制裁的關鍵一環。島内的信息繭房、同温層效應又固化了島内民衆對大陸的落後認知。緑媒對大陸長期進行負面報導，諸如“大陸吃不起茶葉蛋”“大陸高鐵没有靠背”等反智主義言論加深了台灣民衆對大陸的經濟偏見，讓他們仍然沉浸在昔日的優越感之中。
其次，制度偏見也成爲台灣“優越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體制上，受到自由國際主義的影響，台灣社會認可民主的優越性，並對大陸體制存在偏見和誤解。在民主優越論的影響下，台灣大部分民衆認爲，台灣已經先一步邁入自由民主，是華人社會唯一的民主“國家”。李登輝在其自傳中寫道，中國大陸要成爲像日本、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要到無限的未來纔可能發生。⑧李登輝要求中國大陸必須發展跟台灣一樣的民主社會，國家統一必須在自由、繁榮、民主的中國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明確表達了他對大陸政治體制的偏見和以民主爲由拒絶統一的政治目的。蔡英文也曾表示，“民主及其價值是台灣人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由民主不可交换。”賴清德上台後，也多次表達“没有民主不是台灣”的政治立場，在兩岸關係上認爲“一個繁榮的台灣也可以帶動進步的中國”。儘管島内各政黨在兩岸政策和國家認同上存在分歧，但他們都堅信民主的優越性，擁抱民主原則。⑨
這種政治偏見也彌漫在整個台灣社會，台灣青年自認爲自己秉持民主、多元、包容的價值觀，對於大陸政治體制的認知存在諸如所謂“獨裁”“專制”“不民主”等種種刻板印象與負面觀感。⑩根據亞洲晴雨表的第六波的最新數據，有90%的受訪者認爲，儘管民主存在缺陷，但仍然認爲民主是最好的政治體制。在制度評價上，超過90%的受訪者認爲台灣是民主的，而將近88%的受訪者認爲中國大陸不民主，衹有3.42%的受訪者認爲台灣可以傚仿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⑪總之，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台灣民衆對自由民主的支持率非常高，并且大多數民粹主義支持者都信奉自由價值觀，更相信民主的優越性。
最後，中國大陸對台灣釋放的政治和經濟善意，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台灣的“優越性”。在兩岸經貿往來中，中國大陸長期讓利台灣。《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爲台灣出口大陸的商品提供了多項關税减免措施，使539種台灣産品享受免税或優惠關税待遇，相比之下，僅有267種大陸輸台産品享受類似待遇。ECFA長期惠台讓利，台灣從關税减讓的獲益是大陸的約8.8倍，台灣却未實質减少對大陸的貿易限制，反而不斷增加禁止進口大陸産品數量。⑫“惠台31條”和“惠台26條”爲台灣企業提供與大陸企業同等的待遇，相比之下，民進黨當局却加强大陸赴台的投資限制。2020年，蔡英文當局禁止愛奇藝和騰訊等大陸媒體平台在台灣運營，封殺“淘寶台灣”。在政治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政府解决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祖國大陸的社會制度，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⑬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台灣的“優越感”正在被一點點耗盡。隨着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來到大陸，島内關於大陸的不實報導被逐個戳破。但爲了保持認知一致，仍有部分群體要麽選擇性無視中國大陸的發展現狀，繼續接收關於中國大陸的負面反智言論，沉浸在昔日的優越的榮光之中，拒絶與中國大陸接觸；要麽將中國大陸視爲台灣優越感喪失的宣泄對象，錯誤地將中國大陸視爲優越感喪失的罪魁禍首，增加對大陸的敵意。近年來，台灣民衆普遍存在强烈的挫折感與恐懼感，導致以往在面對大陸時的優越感喪失殆盡，於是在台灣凡是與大陸相關的東西都會“走樣”。⑭民進黨當局的“中國威脅”叙事就在迎合、助長這種風氣。
三、民進黨當局的“中國威脅”叙事與台灣“弱者”身份的建構
首先，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當局始終將中國大陸視爲外部威脅，指責大陸通過“軍事威嚇、經濟脅迫、法律懲治”等方式威嚇脅迫台灣。在緑營政客、媒體和側翼的歪曲下，中國大陸成爲台灣宣泄剥奪感的對象，台灣被建構成“我群”，大陸被塑造成“他者”。
在經濟層面，一旦中國大陸對台灣施以優惠，民進黨當局就將其視爲統戰工具，污名化大陸的善意；而一旦大陸取消單方面對台優惠，民進黨當局就稱其爲經濟脅迫，挑起兩岸對立。ECFA的後續推進在政治操作下，又被簡化成了“抗中保台”。賴清德認爲，“重啓服貿協議不但是走回‘靠向中國’老路，且會造成大量大陸人士來台開業工作，衝擊台灣勞工，搶台灣人的飯碗。”2024年8月，針對巴黎長榮桂冠酒店事件，台灣當局陸委會譴責中國大陸“操縱民族主義對台商實施霸凌、經濟脅迫”。此外，任何大陸元素在台灣受到追捧，都有可能被認爲是“認知作戰”。比如，國産網游“黑神話悟空”就被台灣當局“國安部”認爲是對台“認知作戰”工具。大陸社交媒體抖音和小紅書深受台灣年輕人喜愛，但同樣被緑營批是大陸的統戰工具。在國際上，民進黨當局同樣混淆視聽，片面指責中國大陸打壓台灣國際空間、剥奪台灣人民權益。
其次，民進黨當局指責島内外政治精英出賣台灣利益、傷害台灣人民，冠之以“中共同路人”的名號。2020年台灣“總統”選舉，民進黨用“亡國論”攻擊國民黨陣營。民進黨方面認爲，國民黨與中國大陸的親密關係以及支持“九二共識”言論會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終結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⑮緑營媒體扭曲兩岸關係發展成果，將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國民黨人視爲“買辦”，將馬英九的兩岸交流與合作政策視爲“親中賣台”。民進黨當局刻意在島内製造政治對立的路綫在2024年大選後組成的第11届“立法院”中尤爲明顯。2024年3月，藍白兩營聯手推出“國會改革法案”，以期强化“立法院”監督職能、鞏固並深化台灣民主。但這一法案却遭到民進黨議事杯葛、暴力干擾、蓄意抹紅、煽動“抗中保台”和“亡國論”。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聲稱“藍白聯手與中國大陸裏應外合，台灣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
類似的聲音同樣出現在民進黨當局的“外交”聲明中，2024年5月，委内瑞拉外交部發表“一中”聲明，反對賴清德分離主義立場。台灣當局“外交部”指責“委內瑞拉與中國大陸沆瀣一氣，爲虎作倀，扈從中國大陸惡意貶抑台灣‘主權’地位”。2024年8月，中美洲議會通過尼加拉瓜黨團提出的議案，取消台灣當局“立法院”常駐觀察員地位，台灣當局“外交部”指責“尼加拉瓜奥爾特加（Daniel Ortega）政府爲獨裁政權，是中國大陸的馬前卒，損害了台灣利益”。
最後，在國際層面，民進黨當局扈從美國對華戰略叙事，多次指責中國大陸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營造大陸負面形象。賴清德上台以來，多次表達關於中國大陸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言論。2024年8月21日，賴清德在凱達格蘭論壇-2024印太安全對話的開幕式稱中國大陸“攻擊台灣的真正目的不是領土完整，而是想改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成就霸權”。9月10日，賴清德在會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訪問時表示，“中國的軍事行動，對全球和平及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造成巨大的挑戰”。9月25日，賴清德在紐約非營利組織Concordia年度峰會上稱，“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是對整體國際社會的威脅，中國大陸不僅要改變台海現狀，更是企圖改變以規則爲基礎的世界秩序，在國際上成就霸權”。
“破壞以規則爲秩序的國際秩序”的類似表述同樣經常出現在台當局“外交”部門的聲明當中。2024年4月，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表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台灣當局“外交部”隨即回應，“俄羅斯與中國沆瀣一氣，不僅無助台海及區域局勢穩定，更凸顯中俄威權合流，對國際和平穩定及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所造成的重大危害”。2024年8月，台灣當局的“外交”聲明稱，“中國、俄國及白俄羅斯合流，在世界各地破壞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已成爲國際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
陰謀論是構成民粹主義話語體系的一部分，它根植且壯大民粹主義自身的邏輯。⑯民進黨當局的“中國威脅”叙事：善良的台灣人民成爲中國大陸“霸權擴張”的受害者，從而構建一個“弱勢”的台灣身份，進而爲“反中”民粹主義的對立叙事提供支撑；中國大陸伙同島内外的“中共同路人”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剥奪了屬於台灣的國際空間，台灣成爲被中國大陸“霸凌”的“弱者”。在這種認知模式的作用下，他們習慣性地將台灣社會變動中的利益受損、人生挫折、對自身的社會位置和生存狀態的不滿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現象進行極端意義建構而歸結爲中國大陸，“中國威脅”叙事讓中國大陸成爲台灣宣泄剥奪感的對象。但“中國威脅”本身並不一定會成爲一種民粹主義態度，民進黨當局的刻意煽動是“反中”民粹主義形成的關鍵。⑰在民進黨當局主導下，“中國威脅”爲民粹主義的對立叙事提供論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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