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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990-2024年 “5·20講話”中兩類關鍵詞的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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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關係 |
5.凸顯“自由民主”在國家認同中的基礎地位
台灣雖然在“去中國化”層面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在“台灣民族性”建構上仍然困難重重，也因此“獨派”轉向強調社會契約、法律信條和價值原則作為台灣民衆國家認同的辨識基礎。李登輝就曾明確地表示“台灣人民的共同體意識必須是民主的，不是民族的”〔32〕。民進黨更是直接地稱之為“國家認同典範的移轉”。
對1990至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5·20講話”中關於“自由/民主”與“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兩組關鍵詞作一個詞頻比較（表3），即可瞭然這種所謂“國家認同範式”正在轉移的進程。台當局給予“台灣”“台灣人”“台灣價值”的定語裡“中國因素”大幅減少，且政治色彩有意淡化，近年來更是全然迴避。當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正從當局形容“台灣”的語彙中消失，成為僅存於常民生活的“民間”詞語。相反，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成為藍綠當局都極力強化的對內凝聚“台灣認同”、對外彰顯兩岸有異的醒目標簽，不斷提升其在台灣民衆國家認同要素中的地位。
回看“台灣民族”建構的來路，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種想要退出“中華民族”、試圖另建一個全新“台灣民族”的努力。然而台灣始終無法真正擺脫中華歷史文化，無法真正構建起“自我中心化”的台灣文化傳統，“台灣民族”難以成功，遑論說有，也是十足想象性的。因此，“獨派”轉而追求一種“軟性”的民族性，而強化自由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觀，并把中國大陸定位成同為“華人”的認同關係。2023年台灣民衆自我身份認同排序中，華人認同（67.3%）首次超過中華民族成員認同（57.5%）是一種值得警惕的趨勢。〔33〕
四、中華民族共同體視角下的“台灣共同體”
（一）地區性“台灣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內部差異化的體現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是基於兩岸共同的歷史、法理和政治聯結關係，這是清晰明確、毋庸置疑的，而這個關係也不需要建立在否定共同體內部差異的邏輯上。例如廈門人、漳州人、泉州人可以各自構成一個共同體，他們與其它7個地級市（實驗區）一起組成福建共同體；台北、高雄、金門等過渡至“台灣共同體”也是類似的層次劃分。不同地域由於地理位置、物候環境、發展機遇的不同，影響了當地人的生存方式、思想觀念、人文歷史、政治地位、經濟水平等等，造就了上海人、廣東人、雲南人等多樣化、差異化的地方共同體特質。與之類似的，“台灣共同體”可以是中國內部一個次級政治共同體，也可以是一個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共同體，甚至也可以是中國境內一個相對獨立的命運共同體，當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台灣人的自救與重建，便是地區性命運共同體意識凸顯的時刻。
［表3：1990-2024年 “5·20講話”中兩類關鍵詞的變化］
“家鄉台灣”是共同體成員重要的身份認同和價值紐帶，背後隱含著母親般的安全感、歸屬感與地域文化識別性。伴隨著最近30年社區營造理念和實踐的深入推進，人們建立起互助合作的經驗與友誼，凝結成社區情感和對家園的關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也逐漸成為生活共同體重要的共享價值，這些都屬於地方性、區域性、鄉土性共同體的範疇，此時“台灣共同體”雖然也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政治、命運等內容，但所展現出的、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的“情感-滿溢的交互關係狀態”和“共享價值與身份認同”的觀念磁場，不過是中華民族內部差異化、多樣化的呈現，“台灣共同體”仍是中華民族之下的一個子體系，屬於正常存在的形態（圖1左）。
［圖1：“台灣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關係］
（二）分離性“台灣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內部面臨的國家治理挑戰
當“台灣共同體”走向了“民族台灣”和“國家台灣”的論述時，則表現出急欲與“中國”做切割，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構建台灣主體性的特質：一邊視“中國=中心=統治者=外來=不獨立=非主體性”，另一邊視“台灣=邊陲=人民=本土=獨立=主體性”〔34〕。在台灣主體性的基礎上構建一套關於“台灣民族”和“台灣共和國”的新知識體系，藉由社會化的過程內化為台灣民衆的新國族認知、情感歸屬與政治忠誠。此時的“台灣共同體”出現了某種“逃逸”現象和趨勢，中華民族共同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形變（圖1右）。
然而這一脫離母體的行動不會成功，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強大向心力，這股向心力包括兩岸悠久的血緣、歷史、文化、社會的聯結；大陸與台灣所遵循的法理框架均規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大陸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對台灣民衆的吸引力；以“兩岸融合發展”為代表的對台柔性政策所聚纍的人心，以及為清除“分裂國家的因素”所保持的軍事威懾力等。另外，國際規則和國際現實也對這種“逃逸”行為產生了外部約束力。
即便分離主義難以得逞，我們仍不能忽視其對國家治理的嚴峻挑戰。三重含義雖然性質不同，卻由於含義邊界的模糊性而具有了相互轉化的可能。在實際的使用場景中由於各自人生經驗的不同，台灣民衆在聽到“台灣共同體”時，常常會同時聯想到“家鄉”“家園”“民族”“國家”等多重意涵，這種泥沙俱下的情況，也讓“獨派”在加塞分離性“台灣共同體”時具有了更多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他們往往藉由普通民衆對台灣所懷有的“家鄉之愛”，悄然地偷換為對所謂“祖國台灣”的情感。
（三）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包容差異、消弭異變
台北當局作為中國境內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中的政權，它的存在是客觀現實。我們應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精神指導之下，精準應對“台灣共同體”問題。一方面要堅決反對“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台灣共同體”建構，另一方面也要包容鄉土意義的“台灣共同體”。當台北當局所尋求的政治發展空間不以脫離“國家中國”為目的，而是希望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被合理對待、獲取與其能力相適應的治理權限時，這種政治自主性的努力本質上仍然是國家治理問題。此時我們需要仔細甄別台北當局的言行，理解台灣民衆的鄉土情感，同時有效遏制破壞中國體系穩定性的思想與行為。兩岸雙方可以通過耐心的溝通對話逐步擴大交集，積纍新的互信和共識，以“善治”為目標進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制度安排協商，以彼此欣賞、珍惜、包容、肯定的精神看待差異性，擺正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台灣共同體”上下位階關係，最終讓台灣問題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中消弭於無形。
基金項目：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中國台灣地區教育歷史、現狀與未來策略研究”（批准號：VOA210008）。
注釋：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和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2、53、58、65頁。
〔2〕Park, R. (1936).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7(1), 1-20.
〔3〕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頁。
〔4〕加布里埃爾·A· 阿爾蒙德等著，曹沛霖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5、6、9、12、13頁。
〔5〕〔6〕彼得·L.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吳肅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79、199頁。
〔7〕“台灣民衆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1992年06月—2024年12月），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8〕〔20〕民進黨第二十一屆第一次全代會開幕式賴清德講話。
〔9〕王本壯等著：《社區X營造：政策規劃與理論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5頁。
〔10〕陳其南：《從社區營造談永續台灣》，台灣：鄉城文教基金會，1999年，第1-8頁。
〔11〕林勁：《評李登輝的“台灣生命共同體”》，《台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3期，第103頁。
〔12〕姜殿銘：《李登輝談重建“台灣生命共同體”》，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12頁。
〔13〕周光俊：《何種分離？誰之命運？--一項關於分離運動概念的梳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10期，第43頁。
〔14〕左宏願：《現代國家構建中的族群衝突與制度調控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5頁。
〔15〕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頁。
〔16〕〔32〕“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演講。
〔17〕〔18〕〔19〕2004、2020年“5·20講話”、2021年“雙十講話”。
〔21〕Wellman, C. H. (2005). A theory of secession: The case for political self-determination (p. 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25〕〔26〕〔29〕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第390、402、393頁。
〔23〕Pavkovi., A., & Radan, P. (2007). Creating new st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ession (pp. 5, 10–11).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4〕〔34〕江宜樺：《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集刊》，1998年第29期，第163、174頁。
〔27〕〔28〕計算“年平均次數”時，已扣除重要紀念年份，更能反映台當局對該紀念日的日常態度。
〔30〕“228和平紀念日”講話（1995-2014年）。
〔3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教育研究院”。
〔33〕2008年“遠見雜志”、2012年“台灣指標民調”、2023年“美麗島電子報”等台灣媒體的民調數據。https://hk.crntt.com/doc/93_2777_106663828_1_0507140124.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5月號，總第329期，P19-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