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在很多方面特別在對待少數族裔、異教徒、弱勢社群和其他國家時，美國的自由主義在應用上並非一視同仁，而是以美國或者其當權者自身利益為依歸，因此呈現出虛偽、雙標和冷漠的缺陷。然而，作為一種“崇高”理想，這套植根於個人主義和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對世界上不少人尤其那些受到西方文化薰陶的人有巨大的說服力。不少人也因此而對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民主、包容、權力受到制約、多元化、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等價值觀趨之若鶩。部分人甚至把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錯誤以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在美國內政和外交上全面準確落實，並因此對美國產生好感與敬仰。
長期以來，美國不少學者對外宣稱自由主義是美國的“唯一”或者“主流”的價值觀，而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是因為所有移民美國的人，無論他們原來的價值觀為何，最後都會因為服膺和接納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而成為標準的美國人。
美國學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於1955年出版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書在此可謂是經典之作。冷戰剛結束，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更志得意滿地宣揚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歸宿，人類再也不可能再創造出一套更優越的理想和體制。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一段頗長時間內，美國的自由主義在全球思想領域獨領風騷，美國的軟實力也因此無與倫比。
然而，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價值觀、地區情況差異龐大、階級矛盾深刻，以及利益極為分歧的國家，要所有美國人都信奉同一套價值觀並不現實。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外來移民人數急劇增加，美國人在文化上的矛盾和衝突越來越尖銳、嚴重和激烈。文化矛盾和衝突又往往演化為政治矛盾和衝突。很多時候，美國人把文化矛盾看得比經濟或階級矛盾更重要，因此其文化身份認同比階級身份認同更能左右其政治和社會行為，而文化差異比利益矛盾亦更難調和與妥協。以此之故，在過去半個世紀，圍繞著價值觀差異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美國愈演愈烈，有時甚至引發暴力衝突，因而嚴重甚至徹底撕裂美國的政治與社會。不少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已經爆發了愈趨殘酷、殺傷力巨大和難以結束的“內戰”（civil war）。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自由主義受到各種各樣的非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威權主義等“逆自由主義”（illiberalism）極端思想的挑戰，但直到最近十年左右，自由主義仍然勉強處於上風，因此美國人仍然可以吹噓美國乃自由主義的國度，而且仍然理直氣壯地向外推銷自由主義。不過，自從特朗普於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後，自由主義在美國的地位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但是，在特朗普的第一屆任期內，由於他缺乏足夠實力、人才和經驗去推行他那套逆自由主義綱領，所以對自由主義的衝擊不算太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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