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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23年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白宮。(圖片來源:新華社) |
中評社北京5月14日電/據大公網報導,近期,長和出售港口經營權一事在輿論場激起軒然大波,各方觀點激烈碰撞。其中,部分人秉持“企業本質是逐利,僅需在商言商,無需顧及國家利益等額外因素”的狹隘論調。然而,這種觀點猶如霧裡看花,只看到了商業表象,卻忽視了背後更為複雜且深刻的現實。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企業,便能清晰洞察到,美國企業與國家利益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且緊密交織的關聯,企業服務並服從於國家利益才是其運作的內在邏輯。
在商業世界的繁華喧囂之下,美國企業與美國政府之間宛如一張精心編織的大網,將二者緊密相連,深度交織、相互依存,共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所謂“企業純粹在商言商”的理念,在美國企業的實際運作中,不過是一層精心偽裝的外衣,其背後隱藏的是與國家利益深度捆綁、休戚與共的真相。這種緊密關係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經過無數次的利益博弈與戰略協同逐漸塑造而成。深入剖析美國的政企關係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通過構建嚴密且系統的法律框架,實現了國家戰略與企業行為的高度協同,企業已然成為國家戰略實施的關鍵載體。
一、法律框架:撐起國家戰略的“鋼筋鐵骨”
(一)產業政策:經濟發展的“精準導航儀”
產業政策是國家引導企業戰略與國家戰略深度契合的重要工具。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出台,堪稱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的關鍵里程碑。該法案將製造業企業所得稅率從35%大幅降至21%,並構建起稅收優惠梯度機制,形成強大的政策杠杆效應。法案實施後,成效立竿見影,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6年的-0.9%迅速躍升至2018年的6.9%,眾多製造業企業紛紛回流國內,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有力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與此同時,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配套的FIRRMA法案以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管控力度。這些法案將審查範圍擴大至關鍵技術、敏感數據和房地產交易,並構建起涵蓋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14個領域的新興技術管控清單。通過這一系列舉措,美國政府嚴防外國企業對美國敏感領域的投資與技術獲取,確保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而企業也在此過程中,自覺調整戰略方向,避免觸碰政策紅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