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決策邏輯：政治集團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菲南海政策之所以轉向“極端化”傾向是政治家族、官僚集團、精英集團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政治集團的基本邏輯是以各自利益超越國家利益。
（一）政治家族的利益
2022年小馬科斯贏得總統大選，曾統治菲數十年而後逃亡美的馬科斯家族再次登頂菲政壇權力中心，振興并延續家族勢力也因此成為其本人在任期間主要目標。一方面，小馬科斯希望藉南海爭端穩住民意支持。小馬科斯的民調支持率從上台之初的80%一路下滑至2024年7月的53%，其中信任度也降至52%。④但對於小馬科斯南海政策的民調支持率卻“不降反升”，2024年6月的調查數據顯示61%的菲律賓人認同政府在南海的新政策。⑤小馬科斯試圖通過在南海爭端上的“極端”、強硬、標新立異的政策舉措，將自身塑造成睿智、強硬、愛國的領導人形象，從而賺取國內民意支持。
另一方面，小馬科斯政府還試圖以“極端化”的南海政策獻媚於美。菲最高法院2012年裁決馬科斯家族（包括小馬科斯及其母親）歸還非法財富并賠償損失，時隔數年菲善政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Good Government）仍堅持在全世界範圍對馬科斯家族非法所得財富進行統計并追回。據估算，馬科斯家族資產超過100億美元，其中多數在美國，包括房產、海外賬戶等，這些資產至今仍是小馬科斯及其家族成員主要財富來源。菲司法部門試圖摸清馬科斯家族巨額財產去向，但包括財產記錄在內的大部分證據均在美方手中。為獲得美方為其家族海外財產提供安全保護以逃避追逃，小馬科斯希望以“極端化”的南海政策傾向迎合美印太戰略和牽制中國的訴求，換取美對其庇護。
（二）官僚集團的利益
軍警部門在菲政壇擁有特殊影響力，是每一屆政府必須拉攏的力量，對小馬科斯鞏固政權、重建家族政治勢力至關重要。如表-2所示，菲獨立後曾經數十次發生軍事政變或出現軍事政變的跡象。從菲武裝部隊參謀長布勞納公開釋放的信息看，小馬科斯上台以後亦曾顯露出軍事政變的跡象。
菲軍警部門長期依賴於美提供經濟、訓練、裝備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支持和援助。除提供武器裝備、訓練等常規援助外，美還通過為菲高級將領提供退役福利及家屬保障對菲軍警力量實施滲透。菲軍警部門則投桃報李，試圖發揮自身對政府涉南海決策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通過訴諸“冒險主義”路綫，在海上采取強硬立場和行動，輿論上抹黑中國，行動上消耗中國精力，外交上牽制中國的外交布局，盡可能增加中國在南海方向的成本，迎合美對華“成本強加”策略。
（三）精英集團的利益
自2022年下半年以後，菲國內“右翼”勢力快速崛起，“親美主義”“民族主義”“精英主義”裹挾菲國內政治，外交上一味強調回歸“美菲軍事同盟的路綫”，安全上放大南海、台海的地緣政治挑戰。“右傾”思潮席捲菲精英部門，包括國會、法律、媒體和知識界，其中國會兩院在南海爭端上的表現尤為明顯。
占據菲衆議院多數的“右翼”勢力將民族主義和親美主義投射到南海問題。針對菲前總統杜特爾特本人在2024年4月承認曾與中方就仁愛礁達成過“口頭上的君子協定”，羅穆亞爾德斯及衆議院多數黨領袖曼努埃爾·何塞·達利佩隨後表示，將對這一協議合法性進行調查。對此，當年5月下旬，衆議院國防和安全委員會和“西菲律賓海委員會”藉助對傑斐遜·孔洪（Jefferson Khonghun)和拉蒙·羅德里戈·古鐵雷斯（Ramon Rodrigo Gutierrez）等部分“右翼”衆議員提出的1684號議案進行審查，正式啓動調查程序。⑥小馬科斯將中菲“君子協定”視為“秘密交易”，試圖利用其表弟羅穆亞爾德斯擔任衆議長，通過立法、調查及其他方式增加清除杜特爾特家族政治勢力的籌碼。2023年12月菲衆議院還通過第1494號決議，譴責中國在南海對菲采取的干擾行動，并要求政府增加投入，提升海域態勢感知和海岸警衛隊能力。
菲參議院同樣受涉南海爭端“右翼”思潮的影響。2023年8月菲參議院通過決議，要求菲政府利用國際論壇爭取多邊支持執行仲裁裁決，在各種國際組織、會議和其他論壇中與志同道合的國家接觸，并向聯合國大會提交決議，呼籲停止一切騷擾菲船隻和侵犯菲在“西菲律賓海”（菲對其主張的南海海域的稱呼）既定權利的活動。⑦2024年4月初，參議員迪薇（Risa Hontiveros）提交決議案，聲稱達成中菲“君子協定”是叛國行為，要求進行調查，并指責“杜特爾特老是向北京卑躬屈膝，將他與中國的關係置於我們國家利益之上”。⑧
三、態勢及面臨挑戰
菲南海政策的“極端化”傾向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性，同時面臨“剛性”與“脆弱性”挑戰。
（一）路徑依賴：三種力量交織影響
仲裁裁決的全面擴散和滲透、國內決策框架固化、國內涉南海問題“右翼”勢力根深蒂固，這些因素交織作用，使得菲南海政策的“極端化”傾向漸漸形成路徑依賴。
1.仲裁裁決的滲透和擴散效應
仲裁裁決的影響橫向已從外交擴散到了海上行動、認知戰等其他領域，縱向中菲涉南海爭議互動的每一個環節滲透，業已從外交議題內化為菲社會各階層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除決策者和社會精英將之奉為觀察南海問題基本框架，普通大眾也形成思維定式。菲民調機構2024年7月公布的結果顯示，1200名抽樣受訪者中有33%的人贊成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一項決議，以獲得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持，迫使中國遵守所謂“裁決”，支持政府對於裁決立場的比例遠超三分之一。這種“政治正確”限制了菲政府涉南海決策的選擇空間，不論是當權者還是反對派，抑或是社會精英，都必須堅持和維護仲裁裁決，否則將遭到競爭對手的質疑和攻訐。
2.國內立法固化菲律賓南海決策的框架
菲國會參衆兩院的部分議員自杜特爾特政府時期，就開始提出“海洋區域法案”，旨在將仲裁裁決內化為菲律賓的國內立法，明確了菲在南海的主張範圍，即包括黃岩島和所謂“卡拉延群島”，并試圖將位於其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內的一切人工設施都歸菲所有。伴隨著2024年11月法案生效後，菲海岸警衛隊、海軍及公務船被賦予了在主張海域及島礁開展巡邏執法及其他行動的法律義務和職責。換言之，“海洋區域法”在將裁決內化吸收的同時，也對以後的每一屆菲政府的南海政策構成了強制性規制。
3.涉南海“右翼”勢力根深蒂固
菲涉南海問題的“右翼”勢力已向政、媒體、學等社會各個階層蔓延，政治精英集團在南海問題上的“極端化”傾向還得到了多數普通民衆的支持。民調顯示，超過60%受訪者希望小馬科斯政府增加在南海的海軍巡邏和駐軍，支持以軍事行動爭取菲律賓的領土權利。⑨2024年7月的民調顯示，54％的菲成年受訪者贊成加強和擴大菲美軍事關係，以解決西菲律賓海的領土爭端，衹有11%的受訪者持否定態度。在“右翼”三個政治集團中，除了政治家族存在變量外，“右翼”取向官僚集團和精英集團已經在菲律賓政壇中站穩腳跟，國內民意也趨向采取強硬措施，加之背後擁有美西方的支持，其影響將長期存在。理性派聲音分散在部分政治家族和群體當中，“右翼”勢力占據明顯上風，這種國內政治勢力格局使得任何一屆試圖鞏固執政地位的政府優先選擇“右傾”南海政策。即使總統和決策團隊試圖保持平衡，采取理性、務實的策略，其南海政策也將受到“右翼”勢力的掣肘。
（二）挑戰：國家利益和政治集團利益動態平衡存在脆弱性
國家利益和政治集團利益間將產生強大張力，二者的平衡關係極其脆弱。菲政府必須考慮其南海政策的“極端化”傾向將使得國家利益一旦受到政治集團利益過度侵蝕而產生的社會效應。
1.海上爭端束縛中菲經貿合作
中菲貿易、投資合作極其容易受到南海爭議的干擾。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全球研究所2024年8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在對抽樣進行對比分析後發現，菲國內時常因南海爭端的刺激，出現要求取消與中國企業項目合作的呼聲。比如，2023年菲政府以“違反”環境法和涉嫌雇用中國勞工終止了由中國港灣公司負責的馬尼拉灣填海項目，但實際情況是當時正值中菲在南沙群島仁愛礁的對峙和衝突持續升溫，同時這家中國企業事先已被美列入實體管控列表當中。⑩
中菲貿易平均增長速度2012-2015年和2023年下滑進入波谷，分別為9.2%、2.7%，但2010-2011年、2016-2022年分別為25.6%和10.7%。其中，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客觀因素影響，雙邊貿易額跌至0.6%。兩個波谷的出現與中菲南海爭議升溫重叠，二者呈正相關。同樣受到干擾的還有中國在菲直接投資。受南海爭議影響，菲方單方面終止了蘇比克-克拉克鐵路（北部鐵路項目）以及馬尼拉灣22個填海項目，且菲還退出了“一帶一路”倡議。
菲試圖以美、日、印度、韓及其他投資來源和貿易市場取代中國，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國對菲直接投資總額和項目數量上并不占優勢，但項目交付速度更快，從承諾融資到完成項目平均不到一年。⑪日本及其他一些國家在菲雖然也願意投資民生項目，但周期長且附加條件苛刻。在貿易領域，中國的超級市場體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帶來的關稅優惠等因素疊加產生的優勢決定了菲出口貿易很難找到替代中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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