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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的廣彩作品。（圖片來源：大公報） |
中評社北京5月5日電／據大公報報導，中華文明自古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然而，當前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知仍存在顯著失衡：一是學術研究偏頗：西方學界長期主導“西學東漸”研究，而“東學西傳”的歷史脈絡未得到系統性梳理；二是文化資源沉睡：全球數百家博物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中，大量涉及中國的文物、典籍、藝術品未被充分研究與展示；三是敘事話語缺失：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未被納入主流歷史敘事，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碎片化。為此，需要系統性重構“東學西傳”歷史進程，挖掘中華文化在全球的深層印記，提升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後中華文明與西方對話持久的場所，也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許多中國經典經傳教士翻譯成西方文字後從澳門首次傳到歐洲，當時先進的科技藝術知識也從澳門進入中華大地。同時，澳門也是中外知識生產、交匯和傳播的基地，引進了第一部西式活字印刷機，出版了中國新聞史上的第一份報紙《蜜蜂華報》以及歷史上第一部《葡中字典》和《英華詞典》。更為重要的是，在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交流互相經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話語體系。
澳門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證明不同文明可以共存，更在於演示如何將差異轉化為新文明的胚胎。從澳門再出發，回顧歷史，探索中西方文明交匯融合的路徑和範式，重構“東學西傳”歷史脈絡及其與當代實踐之聯繫，弘揚澳門跨文化實驗場的傳統功能，開啟中華文化全球影響力的新時代，讓世界重新發現中國不僅是文明的學習者，更是文明的貢獻者，具有重大的意義。
概而論之，澳門在中學西傳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精神傳統的體系化輸出
羅明堅一五八三年在澳門完成的《四書》拉丁文譯稿，創造了文明對話的元語言系統。通過將“天”譯為“Deus”（上帝），他成功在儒學與基督教神學間建立可比性框架。這種詮釋策略直接影響了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其一七一四年手稿中關於“前定和諧”的論述，明顯借鑒了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學概念。 |
